贾平凹，本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中国当代作家，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贾平凹的散文（优秀6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白话文给您最好的朋友。
贾平凹的散文 篇一
关键词：《商州三录》;朴素自然；方言土语；白描手法；风土人情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5-0009-01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的、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语言大师。他的《商州三录》系列散文呈现给我们一场视觉的盛宴，这些散文以商州为背景，挖掘秦汉文化源流，向我们介绍商州的山光水色和风土人情。朴素自然是《商州三录》最显著的语言特点，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写景状物，作者总是用平和朴素的语言准确生动地表达他的情绪感悟，达到以俗为雅，以拙为巧的艺术效果。
贾平凹语言的朴素自然首先得益于方言土语的大量运用。他在选择语言时，着重于还原本真的生活，运用商州的方言土语，从而使作品的语言质朴自然，富于表现力和生活气息。他重视从生活中从大众语词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语词运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例如“母子俩拿了镢头上山，挖了一畦地，暖活活的太阳就照的身上出汗。娘俩开始种小豆，一仄头，t见合欢树下站了两个人，一个头发灰白，是个男人，一个是秀发女子。”(《周武寨》)“仄”、“t”两个字正是当地的方言土语，传神地描绘出母子俩的神情动作。又如“山顶的窝洼里，有了一簇房舍。一个小妞儿刚刚从鸡窝里取出新生的鸡蛋，眯了一只眼对着太阳耀。”“有蛇，黑藤一样地缠在树上。气球大的一个土葫芦，团结了一群细腰黄蜂。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只松鼠就在路中摇头洗脸了。”“同时一声怪叫，嘎喇喇地，在远处什么地方，如厉鬼狞笑。”(《商州又录》)在这里“耀”、“团结”和“嘎喇喇”等都是陕西方言有的用法，这些词使作品的表达更贴切，更生动形象。这些口语化的语言在经过独具匠心地加工提纯后，显得朴素又鲜活有生气，富有民间气息和地方色彩。
方言土语的大量运用，彷佛将我们带到了商州的山村之中，使人感受到《莽岭一条沟》的坡坡涧涧、塄塄坎坎，触摸到镇柞的山民干农活特制的板锄，接触到《白浪街》里受固有传统影响永远处于中不溜地位的陕西人。大量使用方言土语使文章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作者正是通过这些通而不俗的艺术语言使作品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在朴素自然中深深地吸引着读者。
此外，白描手法的运用也是贾平凹语言朴素自然的一大技巧。“所谓白描，就是不加修饰地把人物和景物的面貌勾勒出来。”这种描写不粉饰，不雕琢，是自然真切精确洗练的。鲁迅把这种方法归纳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贾平凹在语言叙述中就经常熟练地运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白描手法。《白浪街》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湖北人在这里人数最多……所开的饭店餐具干净，桌椅整洁，即使家境贫穷，那男人的卫生帽一定是雪白雪白，那女人的头上一定是纹丝不乱。若是有客稍稍在门口向里一张望，就热情出迎，介绍饭菜，帮拿行李，你不得不进去吃喝，似乎你不是来给他‘送’钱的，倒是来享他福的。在一张八仙桌前坐下，先喝茶，再吸烟，问起这白浪街的历史，他一边叮叮咣咣刀随案响，一边说了三朝，道了五代……一顿饭毕，客饱肚满载而去，桌面上就留下个七元八元的，主人一边端残茶出来顺门泼了，一边低头还在说：‘照看不好，包涵包涵’”。这里看似平淡的白描式的语言，却把湖北人在白浪街做生意的精明，形神毕肖地勾勒出来，从饭店老板注重卫生的细节描写到招揽客人，以及殷勤款待，活脱脱地向我们展示了湖北人做生意的精明。贾平凹对人物的描写如此，对环境的描写也是大量地使用白描手法。《黑龙口》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黑龙口的人不多，几乎家家都是做生意的。这生意极有规律：九点前，荒旷无人，九点一到，生意摊骤然摆齐。因为从西安到商州来的车，都是九点到这里歇着，从商州各县到西安，也是十点到这里停车。于是乎，旅人饥者，有吃，渴者，有茶，想买东西者，小幺零食山货俱全。集市热闹两个小时，过往车一走，就又荡然无存，只有几只狗在那里抢骨头了。”
贾平凹的散文大多以清新的白描手法为主，偶尔加以轻轻地点染，从而呈现出一派大巧若拙的朴素自然美来。
贾平凹语言的朴素自然，还源于他所描写的内容是商州的风土人情。商州，大体指陕西南部商洛山川一带，是中国乡土社会最被古老文明渗透的地方。这里民情古朴，充满原始的纯真和旺盛的生命力，人们爱憎分明，强悍坚韧，重情豁达。对于商州的一切，贾平凹保持着一种深深的情感，这里是他的生命之根之所在，又是他精神的故乡。他对商州的感情是深厚的：“商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一片相当偏僻、贫困的山地，但异常美丽，其山川走势、流水脉象、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乃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构成了极丰富独特的神秘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仰观可以无奇不有，俯视可以无其不盛。”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家乡的爱之深、情之切。因此，当贾平凹怀着对故乡的拳拳之心，对都市生活的厌倦情绪初回商州时，他在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努力发现、挖掘山乡生活和古朴习俗中所蕴藏的人性人情之美，作者着意抒写恬淡、闲适、灵动、神秘的风土人情，犹如静美的田园诗、田园梦，融化在商州山川独特神奇的民情民俗中，充满山野质朴气息。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桃花源”似的民俗风情画，让我们享受了一餐原汁原味的商州美味，虽然是农家的“粗茶淡饭”,却鲜美异常。《商州初录》里的《莽岭一条沟》描述了一个全然安宁、自足的世界：十六户人家依山而居，自给自足。人们相隔遥远，却声息相通，相互关怀、友爱。他们大多数人从未走到沟外的世界，也没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这里没有争斗，没有倾轧，也没有生存的艰难，山沟提供着人们足以享用的一切，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他们拥有着自己的一套人道秩序，对过往的行人在门前置茶、置水、让吃、让喝。作者所寻求的那种人的本真生存状态，在这种理想之境里得到了实现。这里的乡风民情被描写得如牧歌般令人流连忘返，让人品尝到古老文明本身的生活魅力。《黑龙口》有这样一段描述：“紧接着的是两家私人面铺，一家专削面，大油糅合，油光光的闪亮，卖主站在锅前，挽了袖子，在光光的头上顶起白布，啪的将面团盘上去，便操起把锃亮的柳叶刀，在头上哗哗的削起来：寒光闪闪，面片纷纷，一起落在滚烫的锅里。然后，碗筷叮当，调料齐备，面片捞上来，喊一声：‘不吃的不香！’另一家，却扯面，抓起面团，双手扯住，啪啪啪在案板上猛甩，那面着魔似的拉开，忽的又用手一挽，又啪啪直甩，如此几下，哗的一撒手，面条就丝一般，网状地分开在案上。旅人在城里吃惯了挂面，哪里见过这等面食。”读这样的语言我们体悟到的是朴素自然，平易晓畅，而又简洁明快。又如《龙驹寨》中的一段描述：“县城各地，都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逢集，龙驹寨不分日月，不论早晚，总是人多。在这个几百里方圆，这里就是北京城，就是大上海，山民们以进城为终生荣耀”。简单几笔就把龙驹寨在当地人心里的重要地位勾勒出来，平实朴素而又传神。
总之，贾平凹的语言是朴实平淡的，但是这种朴实平淡不同于缺乏艺术性的俗，而是在朴实化、口语化的同时又艺术化。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正好可以用来评价贾平凹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
参考文献：
[1]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小读者[N].文汇报。1963-06-02.
贾平凹散文 篇二
贾平凹就要五十五岁了，说自己开始变得平和。但更多东西的确未曾改变。从方新村的第一个书房“静墟村”到现在位于西安秋涛阁的“上书房”，他搬了九次。从上一个书房搬到这里断断续续用了一年的时间。每一件汉罐、木雕，甚至石碾子都是他不遗余力地抱过来的，包括老家棣花村魁星楼残存的屋角“鱼龙变化”。他把它缚在书桌正前方的复式二楼的栏杆上，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鱼龙变化”表现的是一只鱼变成龙的过程，焦沉的木头把棣花乡搬进了西安城。鱼头连着龙身，是时光也是精神。
这是秋涛阁的最高层，是这座楼“最上面”的书房，书桌背对一面大窗，阳光高高地射进来，所有的石像都在看，贾平凹叨念：“与天为徒”，“不敢不努力”。
、 “静墟村”里三十年
书、房是贾平凹一天中也是他一生中待得最多的地方，如果没有别的事，每天他在这里的时间可以达到十六个小时，他经常早上8点就到，晚上12点左右离开。长期伏案写作缺少运动，也成为他多病的客观因素。在得乙肝的那段日子，病成了他感受生命的素材，写作反过来也在安慰他惶恐敏感的内心。见他时，他正患着耳道炎，记者也帮他把吸了药水的药棉塞到耳朵里去。第二天再见时，他披着外衣形容见了憔悴，眼中布满红血丝，耳中已然塞了药棉，一副用功过度的样子。
从1984年开始，贾平凹就陆续担任了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作协以及文联主席，兼各种社会职务，专职写作。他只爱写作，不爱去单位，屡屡在桌上留一字条：“贾平凹已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组织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最终默许了贾平凹这个特例。
书房是贾平凹制造的另一个小世界。他时而非常自信，时而又显得谨小慎微，他自称“长安第一丑男”，说如果自己又高又帅，肯定会去做很多现在不敢做的事，他素来认为：“我本身社交能力和生活的独立性，都缺乏一些，只有写作，(我觉得)更充实一点，也更适应一些，因为我做别的事不一定能成功。”他又感慨：“搞创作确实不容易，文坛特别复杂，和社会是一回事，社会上有啥人，文坛上就有啥人。搞创作就是走自己的路子，能不能搞成靠自己一个感觉。”
1980年，贾平凹给自己位于西安郊区农村的第一个书房起名为“静墟村”，他那时的许多散文后面都有一行字：写于长安北郊静墟村，尽管这个名字早已不用，但它却不失为理解贾平凹的一个切口，“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贾于“闹世”中求静，把写作当成安身立命之本：“一辈子就闹这个东西了，乐趣就在这儿。”
他年轻时有股犟劲，曾经把自己关在西安的一间六平方米小屋中面对墙上贴着的一百三十七张退稿签发狠，说：“有人说我散文写的比小说好，我就不写散文了，专门写小说，不停地写，不停地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种激情经久不衰，多年后，他在谈到《秦腔》的写作时说：“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但我写得很忘我，有时完全被语言的狂欢所控制，很兴奋很兴奋。有时，有朋友来访，我都是强迫着他们，要把写出的某部分篇章念给他们听。”
贾平凹不断在作品中做实验，这使他“产生快慰”，“攻击，诽谤，最多能引起两至三天的情绪不好，干扰不了我的步伐”。回顾近三十年与写作的痴缠，他说，“回头看当年曲曲折折发生的这些事情，有时候想其实是一种好事情。它逼着你只能走这一条路。当兵没有当成，民办教师不让当，养路工也不让去，这个杈那个杈都给你砍断了，你就只能往前走，就像创作一样，在各个时期他不停地争论你，但有正确的成份在里面，当时感觉很痛，但你吸收后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而鼓励你的人又把你往前推，让你不敢懒惰。”
与缅怀八十年代文学热潮相应的是，贾平凹更能适应新的形势：“我经历的年代是文学逐渐走向本身的年代，早年文学时常被当成一种工具，整个国家的文学土壤不是很肥沃，环境不是很好，不协调，各个阶段都发生过好多摩擦，我写的都是现实的东西，写现实的东西还要往前看，肯定有摩擦，开头批评我唯美，注重艺术不注重思想，然后又批评自由化倾向，慢慢才走到今天。”
同生活经历有关，他对写作一直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在这样一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他感到很兴奋，“写作要讲大政治，转型期社会什么问题都会出现，到处都是素材。”但他也说：“我已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五十多岁了，确实感到生命的短促，命运无法把握，人太渺小了，人的一生又干不了几件事。”
五十岁后，不讲技法
贾平凹说，他现在五十五岁的节奏和三十岁的节奏是一样的，也是紧张，忙乱，不按时吃住，生活无节奏，容易疲劳，晚上回去睡觉觉得特别的累，中午有时也顾不得休息，每天都过着这种生活。
贾平凹很执著地守着自己的本分，“人之一生，取得小成功定要和环境作斗争，取得大成功定要和自己作斗争。”
与早期清晰、优美的作品相比，他更喜欢后期的作品：“看起来没有章法，写得不清晰，写得比较混沌了，可能有一部分读者就不容易接受。但基本是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年轻时写东西，会有意识地模仿人家，也会摘录好的东西，现在觉得那种秀美啊，清纯啊，水太浅，没有啥更深的东西，五十岁后就不讲究那些技法了，反正有啥感受就写，年轻时见啥都好奇，都想写，五十岁后见啥都考虑考虑，没意思不写了，产量相对低了，敏感度啊爆发力就不如年轻时，但思考更成熟了，生活本身有体验了，有智慧了。”
贾平凹喜欢收藏“大的东西”，如秦、汉、唐年间的陶罐，喜欢它们的朴素、简单和大气，喜欢根雕，不喜欢刻意雕琢的，要浑然天成。“把东西仅做，一切都是随着性情来。”字画也是，看的多，临的少，想的多，基本功训练得少，他的书房摆着收藏的拓片，还有他自己的字画，他喜欢魏晋的大气浑厚，写字也追求这种风格。骂贾平凹“文人字画”的人一向不少，他却我行我素，该开画展开画展，该卖字卖字，用字淘换藏品，并且乐在其中。
贾平凹时而表现出他的悲观，时而又显出他的超然入世，朋友间颇能以自嘲互博一笑，一些生活小事也能让他常开笑口：著作得以出版，殷切切送某人一册，扉页上恭正题写：“赠x x x先生存正。”一月过罢，在废旧书报收购店折价买回此书，于扉页又题：“再赠x x x先生存正。”邮走，躲进酒馆，坐喝，乐；夜里正在床上半醒半睡，有小偷光顾，他说：“朋友，把门拉上，夜里有风的。”天明寻着久未找着的一份资料，乐；出差去旅社住宿，服务员开发票，将“作协”写成“做鞋”，乐，当不得官。
贾平凹给自己买了一套《中国古鉴》，最近在读《黄帝内经》、《山海经》、《封神演义》这些不知读了多少遍的故事，与早年读书相比，他说：“生命到这个年龄，经历的事情多了以后，突然看到一本书，听到一句话，给你好多大的启发，把好多事情点通了，好多东西有体会，但没有说出来，也可能他从某个地方突然把你点破了，读书就读那么一点点东西，智慧就是那么一步步积累的，把啥都贯通了之后，积累的多了，就叫智慧了。有人前生就坐在那儿苦思冥想了。想通了，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贾平凹的散文 篇三
读到这里，我们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像贾平凹这样的著名作家都这样惊人的谦虚，进行自我告诫、内心独白，大家终归是大家。从另一个角度讲，他这看起来是自我告诫，而更重要的是在提醒着全国千千万万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来重新审视文学，把握文学的意义和定性，也揭示了文学创作的真谛。
我们不妨再看他在写散文方面的告诫：一位大家出现，天下学子万千；大家可以使学子受益，大家也可以使学子得损。记住：任何大家，任何名著，当你学习他的时候，必须将他拉在你的脚下，这不是狂妄，而正是知其长，知其短，得精神以弃皮毛。请不要在名山上做文章，请不要在胜景上做文章，你到日常生活中去吧，让日常生活走进散文中来，真文才是新文，新文才是奇文。
贾平凹先生还强调：散文更重要的还是细节，甚至比小说来得更精，来得更纯；才、识、学，比任何艺术门类都检验的严格，真实的感受，独特的吟味，幽深的寓意，靠得不是编造故事的天才，靠得不是红红绿绿词汇的游戏。
这位被公认为耐得住寂寞的大作家唤醒大家：可以说，耐不住寂寞，耐不住孤独，是最致命的弱点。一部《西游记》，难道还不能给你“取经唯诚，伏怪以力”的启示吗？艺术的道理有的可以说出，有时还不能说出，达摩可以面壁十年，你何不潜心去“悟”那些意会而不可言出的艺术真谛呢？要虚，虚怀天下风雨，你便有源于高度的自觉，而不沦于就事论事；要静，静观自然万象，你便有精于其道的自信，而不溺于俗艳浮华。
贾平凹还警示弄文学的人：天才的长处极长，短处极短，孔雀开屏最美丽的时候也暴露了屁股。时下的人，尤其是也稍弄些文的人，已经有了毛病，读作品不是浸淫作品，不是学人家的精华，启迪自家的智慧，而是卖石灰就见不得卖面粉，这无损于天才，却害了自家。
书中，贾平凹先生还论了什么是好语言，之一：充分地表现情绪，之二：和谐地搭配虚词，之三：多用新鲜、准确的动词。文学创作，要求作家有一种意识，对于现实生活这种意识愈是强烈，愈能把握作品的总体结构和局部枝末细节。这种意识的产生，得源于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这便也就具备了作品的底蕴。作品的深刻与否，并不建立在胆子的大小，作家的文采才华，同样也不等于嚣喧汹汹。中国几千年的文学，陶渊明、白居易、苏轼、柳宗元、韩愈、司马迁、曹雪芹、蒲松龄，尽管他们的风格各异，但反映的自然、社会、人生心灵之空与灵，这是一脉相承的，空与灵，这是中国文学的一项大财富。
贾平凹还说：什么人说什么话，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语言。有人心里狠毒，写出的文学就阴冷，有人正在恋爱期，文字就灿烂。有人才气大，有人才气小，大气的文字如大山莽岭，小才的写的老实，讲究章法，是小盆景。文学，换一种说法即虚构性写作，得明白掌握两点，一是会讲故事，二是会用细节。故事就是好的情节，情节可以任意编排，细节却必须真实了再真实，有了真实细节，再离奇的故事都有人信，没有细节，再真实发生的故事写出来人都不信。文学语言是一个迷宫，正因为是迷宫，才让我们产生追究它的兴趣。
贾平凹先生对中国散文史也有很深的研究，他说，纵观中国的散文史，它的兴衰沉浮有一个规律，就是一旦失去时代社会的实感，缺乏真情，他就衰落了。一旦衰落，就必然有人要站出来，以自己的创作和理论改变时风，这便是散文大家的产生，散文大家都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历史上的散文八大家莫不是如此。
这位以写农村题材小说闻名的作家强调：深入生活，这样我们的感觉才能敏锐，作品才能有浑然之气、鲜活之气、清正之气。
贾平凹的散文 篇四
贾平凹批评
壹
《古炉》是贾平凹做了省作协主席之后的又一部长篇，所以把它称之为“主席的新作”并不为过。《古炉》的英文标题是“CHINA”。这意味着，一个以烧制瓷器为生的村庄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对苦难中国的隐喻。至少在小说的后记中，贾平凹提醒我们可以这样阅读。但是能否实现乡村故事与苦难中国历史的衔接，则取决于贾平凹的语言能力、历史视野和思想境界。阅读一个64万字的故事是一件费时费力的苦差。辛苦阅读后的补偿，是一件“精致的瓮”还是一件粗糙的赝品，这是读者最终要做出的评价。
评价一部小说，读者首先面临的便是语言审美问题。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从未离开过对乡土的注视与叙述，因而方言的使用与评价一直是文学批评的关注焦点。胡适在1917年提出“不避俗字俗语”的观点，他强调了日常口语进入文学表达的可能性，而非文学表达的“方言化”。粗略地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文学的乡土叙述，便发现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大家在方言问题上的文学实践依然侧重于通行白话对方言的包容与化解，并没有在叙述中刻意直接搬用方言词汇、语法等特殊的语言表达。贾平凹的《古炉》在这个方面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方言使用及其背后的方言思维。不可否认，乡风民俗的细节呈现离不开方言的参与，但同时方言表达作为一种特俗的语言表达方式常常会在小说的整体语言氛围中显得突兀。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因突兀而显得分裂的语言氛围，便成为小说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周立波曾在《〈暴风骤雨〉是怎样写成的》中对自己学习、使用方言而沾沾自喜，如今却成为我们批评它的理由。周立波的尝试让旁观者清晰地看到了，方言表达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与革命叙述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更为重要的是，方言所筑起的阅读障碍让作者和时代所期待的教育功能、宣传功能无处安放，从而显得滑稽、无力。
《古炉》在这方面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极端，于是整个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方言氛围。古炉村的庸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与村庄秩序的呈现，得益于贾平凹熟练的方言表达。但是随着这种方言表达及其思维方式统治了小说叙述的语调，小说在语言方面的基本格调也就出现了问题。方言并不仅仅是读音与意义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方言表达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总是与一定范围内的事物和特定的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所以，贾平凹所强调的“朴素和简单”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见《后记》）并没有在《古炉》中得到很好的呈现；反倒是在涉及、作恶、粗口、打斗、民间偏方等情节时，贾平凹显得津津有味而不自知。我并非反对小说叙述中出现上述细节，或许这些本就是乡村生活的部分真实。我反感的是，贾平凹处理类似的情节时表现出了无法节制的亢奋。原因就在于，当贾平凹被方言思维所宰制的时候，他无法在叙述上保持一种必要的距离与立场。我没有权利要求贾平凹一定要在叙述中明确地作出道德判断。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贾平凹一味地在此类细节中沉迷、亢奋乃至欣赏，那么他笔下的古炉村更像是一个猥琐、蛮荒的村庄。试问，这样的一个村庄被正义与否的革命摧毁，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至少，这是站在方言思维之外的读者注意到的。所以说，《古炉》语言上的弊病并不在于方言词汇的刻意使用所带来的阅读障碍；而在于贾平凹在整体上过分依赖方言表达与方言思维，从而使得《古炉》的故事显得格调低下。方言思维所包含的描述对象、价值判断与作家对方言的依赖性以及过分自信的语言感觉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封闭且恶性循环的叙述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任何异质于方言思维及其价值判断的立场、表达便无从进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始终在《古炉》中寻找不到任何体现现代意识的批评立场和道德判断的主要原因，哪怕这种意识与判断是隐藏的。
贰
《古炉》的叙事带来了什么，这是读者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故事时间的跨度约为3年，大致从爆发前的短暂平静持续到大规模的武斗被军队制止。一个闭塞、宁静的村庄最终身不由己地被抛进狂暴、高速运转的革命绞肉机，古老、绵长的村庄秩序在一片血污中烟消云散。贾平凹的大部分笔墨就泼洒在两个革命阵营之间持续不断、血雨腥风的武斗上，而革命阵营划分则基于村庄中两大族姓的对立。于是，武斗和乡村械斗同时进入了古炉村这个封闭的叙述空间。贾平凹叙述的分裂也就在这个空间中一泻千里地铺展开来。我可以善意地揣测，贾平凹或许是想诉说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是如何诱发了一场乡村械斗，抑或是一场乡村械斗是如何以革命的名义而爆发。不管是上述哪种意图，贾平凹需要处理的是两种叙事的纠缠与融合，而非衣服与身体的简单拼接。事实上，在发生之前，族姓之间的隔阂、邻里的利益纠纷、人际交往中的猜忌、先辈传下的仇恨已经让古炉村鸡飞狗跳，而革命只是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借口。我想追问的是，一场注定要发生的乡村械斗与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吗？换而言之，在这场乡村械斗的叙述中，可以被置换成任何一场革命，甚至是非革命事件。
贾平凹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叙述裂口，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进而言之，贾平凹叙事重心如果落在乡村械斗上，那么贾平凹是否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经验。梳理一下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今的乡土小说中关于械斗的叙述，贾平凹很显然并没有为这种叙述增添一份特殊的经验。他只是告诉我们，这种古往今来不断在乡村上演的悲剧又在中发生，仅此而已。如果把阅读的焦点置于武斗叙述上的话，那么古炉村的武斗会提供别样的经验吗？古炉村武斗的串联、站队、发动、停止这一系列过程，我们总是感觉似曾相识，因为类似的经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许多小说、回忆录中不断被呈现、叙述。因而，贾平凹的武斗叙述其实并未摆脱他在《后记》中所反感的程式化叙述；同时，这种平常经验的复述也就不可能引发更为深入的历史反思。
同大多数同类小说一样，贾平凹凭借个人经验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来回游走。如果这个故事并没有提供一些有别于同类作品的想象与表达，同时也并没有通过叙述来丰富读者关于某段历史的认知与体验，那么，这个故事意义在哪里？难道贾平凹是要通过这个故事来印证别人经验的真实性抑或是一些历史观点的正确性？果真如此的话，小说的虚构与史实的复述之间的根本区别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贾平凹散文 篇五
2、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最早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是我恋爱的时候，再是我有些名声，常常被人邀请。但我一学说，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溜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便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终没有学成。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而我的家乡话外人听不懂，常要一边说一边用笔写些字眼，说话的思维便要隔断，越发说话没了激情，也没了情趣，于是就干脆不说了。
3、数年前同一个朋友上京，他会普通话，一切应酬由他说，遗憾的是他口吃，话虽说得很慢，仍结结巴巴，常让人有没气儿了，要过去了的危险感觉。偏偏一日在长安街上有人问路，这人竟也是口吃，我的朋友就一语未发，过后我问怎么不说，他说，人家也是口吃，我要回答了，那人以为我是在模仿戏弄，所以他是封了口的。受朋友的启示，以后我更不愿说话。
4、有一个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突然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我还未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我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我也不说话，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问一个人××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人先把我手中的纸牌翻个过儿，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我才猛然醒悟到纸牌上写着“莫言”二字。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我现在常提一个提包，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有“聋哑学校”字样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很自在。
5、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但我会骂人，用家乡的土话骂，很觉畅美。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悲哀，恨自己太不行，自己就又给自己鼓劲，所以在许多文章中，我写我的出生地绝不写是贫困的山地，而写“出生的地方如同韶山”，写不会说普通话时偏写道：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嘛！
6、一个和尚曾给我传授过成就大事的秘诀：心系一处，守口如瓶。我的。女儿在她的卧房里也写了这八个字的座右铭，但她写成：“心系一处，守口如平。”平是我的乳名，她说她也要守口如爸爸。
贾平凹的散文 篇六
摘要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纵观他30多年的创作，浓厚的乡土情结成为贯穿其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从现实生活到地域文化到风土人情；从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无奈地离乡返乡，多种乡土情结构成了贾平凹小说独特的乡土人文艺术。本文从商州情结、女性情结和离乡返乡情结三个方面，浅谈了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情结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贾平凹 小说创作 乡土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和乡土情结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中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也是一位最具叛逆性和创作精神的作家。自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其目前已出版的作品版本达到300多种。上个世纪70年代末，贾平凹初登文坛，那时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可谓是风华正茂，书生意气，作品内容以反映社会变革和生活变化为主。如《水》、《清河上的婚事》、《竹子和含羞草》等。1978年，贾平凹凭借小说《满月儿》，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也因此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1983年，他创作了小说《商州初录》，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后的商州系列，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寻根文学的热潮。1984年，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等几部小说，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的商州展示给了全国人民，也坚定了他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行走。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神秘文化色彩，源于他对人生、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和关注，如《天狗》、《人极》、《烟》等，表达出对生命的玄思。进入90年代，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发展和农村文化引起了贾平凹这位乡土作家的深切关注。1993年，他创作了《白夜》，刻画了一个农村人进城寻找精神家园的寻梦过程，表达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随后的《土门》，表现了在城市文明的发展下，农村文明的坚守和退让，直至最后消失的过程。2005年创作的《秦腔》，更是一举拿下了茅盾文学奖，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的抗鼎巨作。最新的作品《高兴》，还是没有离开农村、没有离开乡土，虽然主人公在变化，故事情节在变化，但是不变的却是贾平凹这位农村汉子对生育他、养育他的这片乡土的挚爱，对这片乡土上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以及他在文学艺术上的不断追求。
所谓乡土文学，就是依靠作家的回忆来描写农村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贾平凹正是以自己的故土商州为最主要的创作背景，并把农民作为自己关注的表现的对象，进而给了我们以极大原生态的乡土美的感受。
二 贾平凹小说中乡土情结浓重的原因简析
1 源于他对乡土的深切眷恋
贾平凹1953年出生于陕西省的丹凤县金盆乡。这个青山连绵、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因地理位置的原因，自古就是秦楚文化的交汇地带。它既有西北关外的豪放和雄浑，也有江南水乡的婉约和灵秀。这块肥沃美丽的山水养育了贾平凹，这里的文化积淀成为了他从事文学创作最初的源泉，当这位游子把对故土的情感在他的文字中予以痛快淋漓的宣泄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情感的真切。也正是故土的一花一草、一人一物，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并使他将现实中贫瘠偏远的故乡以美好的词语予以描绘，展示了山村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山村人的勤劳和朴实。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他对故乡深切眷恋的本能意识。
2 实实在在的农村人
贾平凹出生于山村，祖上几辈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他对此也从不讳言，甚至还主动提出过自己身上具有农民身上的“丑陋、卑下、委琐”等缺点，对于这个身份，贾平凹是又爱又恨的：爱是因为农村生活中那些幸福或者痛苦的经历，是他生命中具有永恒价值的财富；恨的是，从小的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生活，让他受到了冷漠和歧视，形成了自卑、忧郁的性格，这对于他日后的创作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他在创作中，只有将故乡的景物作为描述的对象，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和慰藉。这种农村人的生活经历和因此而形成的个性特征，也是他的作品乡土情结浓重的重要原因。
3 “城里农村人”的特殊身份
贾平凹是在农村长大的，虽然后来通过上大学得以留在了城中，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身上都始终带着农村人的烙印。面对着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大城市，他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开始怀念以前的乡村生活。一方面，他是见过城里大世面的城市人；一方面他又是不能融于城市生活的乡下人，对此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要以文学成就来证明自己，给自己以安全感，更要在作品中描绘出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农村世界，于是商州就成了他的建筑作品之一，他把自己创作的根扎在商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乡土文明中挖掘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让城中的自己和乡下的自己进行着最本质的交流和呼应。
三 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情结
1 商州情结
商州是贾平凹的故乡，是他小说创作的源泉。商州是今天的商洛地区。陕西省依据历史传统可以分为三大块，即陕北、关中和陕南，而商州则位于关中和陕南之间的秦岭南麓。秦岭是我国南方和北方的自然分界线，所以无论是商州的气候、物象、山川等，都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并先后产生过汉唐文化、秦文化和楚文化，而这些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经过几千年的传扬，逐渐渗透到了商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震天响的秦腔、中堂上惟妙惟肖的老虎、大门上公正的对联，都是商州人民智慧的象征。贾平凹有一部专门以商州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集《商州初录》，在谈及这部作品时，他曾经表示：
“过去商州市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急需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也是我写这几部小说的目的。”
在他的笔下，商州风景优美，人民勤劳聪明，既有西北的雄浑，又有江南的婉约，俨然是一方人间的圣地。这种对商州的极力颂扬，正是出于他对商州这片土地的深切热爱，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已经深深地将烙印留在了贾平凹的心中，他的商州系列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正是现实中人物的真实写照，那些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历史、神话、传说又成为他源源不断的艺术源泉。在他看来，商州已经不再是行政区划中的商州了，而是渗透了他强烈的个人精神的理想化的商州，成为了他永远留恋和向往的精神家园，这里记录了他的成长，见证了他的成功。现在，他要用自己的作品，来回报这片给予他太多太多的土地。
2 乡土女性情结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西北女性的形象，倾注了他对于乡土女性独特的关注和认识。在他的笔下，每一个女子都是鲜活的、敢爱敢恨的，她们有的俊俏、有的温柔、有的多情、有的娴熟，而且都有着自己笃定的想法和追求，对自己的追求永远都不放弃。贾平凹把西北女子那种善良、率真、泼辣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背后，则是他对爱情、伦理道德、人生的精神关照。如《浮躁》的主人公小水，这是一个温柔如水，但内心刚烈的乡村女子，她深深地爱着金狗，但是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她不能与具有较强现代意识的英英相抗衡，因为她不像英英一样献出了自己的初夜。但她却没有责怪金狗和英英，反而是真切地祝福他们。后来金狗落难，她始终不离不弃，支持他开始新的生活。自始至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小水都没有退缩，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随着时代的变迁，贾平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也开始有了内涵上的新的发展，如《鸡窝外的人家》中的小月不再有传统女性的羞涩和保守，而是有了变革时代浮躁的气息；《腊月正月》里的小月改变了传统的择偶观念，自主地选择了理想中的婚姻和爱情。这些都是西北乡土女性传统美德和现代精神的完美展现。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乡土女性的思想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嬗变，贾平凹也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在其作品中的女性身上体现出鲜明的经济时代的特征。他借助于对这些女子形象的塑造，抒发了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如《废都》之中的农村小保姆柳月，她渴望走出农村，做一个城里人，但是她没有知识和能力，只能做一些保姆类的服务性工作，因为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功利意识，所以她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体，通过吸引男人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庄之蝶的主妇。她后来嫁给了市长的有残疾的儿子，因为她知道，除了身体和姿色，她实在是一无所有。在她的身上，反映出经济社会下农村女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刻变化。从上述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还是追逐现实物质利益的“坏”女人，我们都能感受到贾平凹是在用心描写乡土的女性，而这也成为他小说创作中乡土情结的重要表现。
3 离乡―返乡情结
贾平凹19岁离开故乡，但他的心却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故乡，而在作品中体现还乡是他补偿故土最好的生命情结。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主人公离乡―返乡的情节，这些都传达出他作为一个乡土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和面对现代化负面影响的无奈和纠结。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都是一些农村青年，他们因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而渴望走出山村，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追求新的生活。《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家三口，日子虽然不是太富裕，却也其乐融融，但是禾禾不满足生活的现状，早已被城里传来的致富信息所吸引，开始放弃经营土地、做豆腐、打狐狸，几经折腾，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落得个妻离子散。但是这都没有阻挡他的脚步，他去城里考察，学习别人的经验，终于在养蚕上获得了成功，经济上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贾平凹看来，山村青年是应该走出去并在外面学得经验和技术，来改善自己原本穷困落后的生活，继而带动整个乡村的发展，这也是他在创作之初对于离乡的看法和认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浮躁》中的金狗，复员回家后并没有在农村里安分地种田务农，而是要到城里大展宏图，并且当上了一名记者，而当他面对着一个个虚假新闻和虚假报道时，金狗开始迷惑了，这与他心目中理想的城市状态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农村出身的正直青年的本性让他决心揭发这些虚假丑恶的现象，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权贵，最终换来了牢狱之灾。出狱后，他发现还是自己的家乡最纯净、最美好，于是毅然返回了家乡。贾平凹近作《高兴》中的刘哈娃，在老家不惜卖肾盖房娶媳妇儿，却仍然没能如愿，于是决心进城寻找自己理想的生活。他认为自己的一只肾卖给了西安人，自己就是西安人了，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高兴，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和他的同乡五福一起捡破烂。但最后他不但没有挣到钱，五福还搭上了性命，而他则坚持要把五福的尸体背回家，认为老家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进城圆城里人梦的农民为什么如此艰难？是什么让他们不愿意回到家乡？是家乡的贫穷让他们被逼无奈，还是物质精神的过分刺激让他们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贾平凹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不光写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写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反映出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
除了上述的商州情结、女性情结、离乡―返乡情结外，贾平凹的小说中还表现出民俗情结、土语情结等。他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崇拜，把这里的山水、人物、语言、民俗，用真诚的语言和质朴的故事展现给我们。阅读贾平凹带给我们清泉般的乡土作品，让我们对乡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乡土不再是“土”，不再是“俗”，而是和高雅艺术一样，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和乡土中的古老文明有一些格格不入，但贾平凹并没有予以回避，而是在努力地寻找着一个契合点，他既深情守望着这片未被污染的故土，又希望它能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贾平凹用真情感动着故土的每一寸土地，以及与他同样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民。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2] 贾平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