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诗歌散文【最新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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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诗歌散文【最新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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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诗歌散文 篇一

其实你很熟悉它们的名字,但是你未必细细检阅过;

其实你很清楚它们于你人生的意义,但是你总是本能地拒绝;

其实你很希望能与它们更亲密地接触,但是你问自己:

――该从哪里开始呢?

本期我们的“经典名作回溯之旅(上)”将与你一起领略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九处胜景。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些曾经在你的阅读旅程中一闪而过的经典小站,以你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深入发掘它们的存在价值……

诗经――先秦历史散文――楚辞――汉代散文――汉、南北朝东府民歌――唐诗――宋词――明代章回小说――清代短篇、长篇小说

诗经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首,儒家“六艺”(又称“六经”,“五经”之外另加《乐经》)之一。以关注现实的热情、积极的人生态度铸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风雅”精神;赋比兴的运用,是其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

经典品读:《诗经》中的“兴”除了用在一首或一章诗的开头起发端作用外,还具有引起联想、比喻、寓意、象征、渲染、烘托等多种微妙的意味。我们现在往往将“比兴”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指的是一种字面或诗面的意义与作者实际要表达的意思之间不一致的现象,深具含蓄、蕴藉的效果。

读写指导:要善于从比兴手法入手,宜先借助好的注本,理解诗歌的含义,然后反复诵读,可先读“风”“小雅”。《关雎》《蒹葭》《静女》《采薇》等名篇建议背诵。在写作中如能恰当引用一些经典名句,有利于提高文章的文化品位。

推荐书目:《诗经选》余冠英人民文学出版社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为编年体历史著作)、《战国策》(记谋士说客的言辞,属“杂史”)为杰出代表。

经典品读:《左传》被称为“叙事之最”,与《春秋》大事记式的记录不同,它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战争场面的描述历来为人称道。《战国策》的辞令之美和雄辩的风格,别具魅力,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

读写指导:《左传》善于叙事,《战国策》长于辞令。高中课本所选的《曹刿论战》《郑伯克段于鄢》等均为其中的名篇,请同学们分别感受它们具体生动、剪裁恰当、详略有致的叙事手法和谈锋矫健、铺陈夸张、文笔酣畅的辞令特点,并尝试应用于记叙文和议论文的写作。

推荐书目:《春秋左传注》杨伯峻中华书局

《战国策选讲》刘忆萱中国青年出版社

《楚辞》

楚辞是形成于战国后期南方楚国的一种新诗体,渊源于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其创作的代表人物是屈原。

经典品读:《楚辞》是作家自觉创作的开始,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种种自然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寄托了自身的思想感情,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其多用大篇幅铺陈华美艳丽的词藻,打破了四言句为主、尚简短朴素的《诗经》体制,创造出句式灵活、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

读写指导:《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品,它充分表现了光辉、厚实、刚健的爱国之忱,倾吐了诗人赤诚的爱国信念和报国无门的极端痛苦,表现了诗人坚持操守的伟大人格和“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诗人反复强调“好修”和美德,歌颂美善与高洁,鄙视丑恶与污浊,用芳草香花比喻真、善、美,以恶木臭草比喻假、恶、丑,表现了诗人崇尚高洁、鄙视流俗的性格。大胆的想象和新奇的比喻对我们的写作也有启发。

推荐节目:《楚辞选》马茂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汉代散文

汉代散文继承了先秦散文质朴典雅的风格,成为后代“古文运动”推崇的典范。它最突出的成就是政论与史传,其中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为代表,分别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

经典品读:汉散文一无旁依,率性自然。说理叙事直露,能别出心裁,振笔直书,都是有为而作,言之有物。《史记》人物传记以写单个人为主,《汉书》则把一个家族的加以集中。《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却少寄托,但相对地增加了学术事迹,把文化学术纳入历史视野,坚守儒家思想正统,更加冷静翔实地照录史实,体现了“官史”的特色。《史记》笔法灵动,为文疏宕多变;《汉书》笔法精细,规矩谨严。

读写指导:《史记》的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司马迁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射其中,融注了深情和感慨。用“互见法”来写人物,清醒客观,有血有肉,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建议同学们结合《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将“学术史”和“心灵史”共览――感受“欲死不能”者同“行将就死”者的心灵对话,体会作者的生之恋和死之痛。传记中有不少生动的描摹和细腻传神的刻画,可以作为同学们练笔时细节描写的样本。

推荐节目:《史记选》王伯祥人民文学出版社

《汉书选》顾廷龙王熙画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汉、南北朝东府民歌

“乐府”原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魏晋以后也用来指称乐府演唱的诗歌。

经典品读:乐府民歌深入表现现实生活,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感情激烈而直露,叙事性强,打破了《诗经》的四言为主和楚辞的杂言为主的形式,整齐的五言体至此越来越占优势。其中汉朝乐府代表作《孔雀东南飞》已选入中学课本。南朝民歌代表作为《西洲曲》,这首闺情诗情感细腻,余味无穷,代表着南朝民歌在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

读写指导:学习汉乐府,要注重分析它的叙事因素,理清诗歌情节的发展脉络,体会情节对人物性格发展的作用。某些具有很强叙事性的抒情诗,就应体会以富有特征的生活片断来即事即景进行抒情的手法。要注重分析叙事作品中的对话描写、细节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展开故事情节和表现作品主题所起的作用。乐府民歌中铺陈的写法尤可作为作文中场面描写的借鉴。

推荐书目:《乐府诗选》余冠英人民文学出版社

唐诗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流派众多,高中同学必须掌握的包括:早期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盛唐时以诗仙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派,和以诗圣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等。唐诗发展到中唐,出现了孟郊、李贺两位大师;而晚唐代表诗人杜牧、李商隐的许多作品也广为后人称道。

经典品读: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记录。作者之广泛,题材之丰厚,风格之纷繁,名家之众多,数量之浩繁,质量之精美,无与伦比。鲁迅先生甚至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读写指导:学习山水诗,要着重体会诗人对于隐居生活与自然景物简淡幽雅、清空闲远的表现风格。对边塞诗则要重点感受诗人对边塞风光与边地风俗,军旅生活与战地见闻的独特表达,以及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思想情绪和奇肆壮伟的写作风格。读李白的诗,要体会诗人对于生命由衷的欣悦,独一无二的人格勇气,以及那种充沛浑厚的天地罡气和解衣磅礴的文化元气,浑然天成、毫无匠气、不事雕琢的诗才。同时对比体会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海纳百川的才学所造就出的“体大思精而格浑”的诗风,沉郁顿挫、旷达倔强的境界,深入感念他悲凉的心境与不屈的性情。而学习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则应将重点放在体会诗人如何将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的技巧。通过读诗,学习做人、作文的情操和韵致。

推荐节目:《唐诗别载》沈德潜 商务印书馆

宋词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曾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词的形成在唐代,兴盛则在宋代。

经典品读:同学们学习宋词,必须掌握豪放派和婉约派各自的代表词人和代表作品。宋词中的豪放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多直抒胸臆,豪情十足,运用典故,怀古伤今,往往意象宏大,境界开阔壮美。而婉约词则多写离愁别绪,春花秋月,词情蕴藉,委婉动人。

读写指导: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以诗为词”,把词改造成为独立的抒情艺术,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改革了词风。苏词境界开阔健朗,格调清超豪迈。而同属一派的辛弃疾词则多表现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长于用细节表现内心激愤,用典故抒写感情,以慷慨激昂、悲壮沉郁为基调。相对之,婉约女词人李清照前期词以表现悠闲、风雅的情致为主,到了后期则多为表现凄凉孤寂的心境。同学们要注意区分词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词风的变迁,注意感受女词人铺叙细腻、曲尽其形、委婉含蓄的婉约词风。通过宋词的学习,重点领悟写作时在氛围创设、意境营造上的各种表现方法。

推荐节目:《宋词选注》钱锤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代章回小说

章回小说是分章回叙事的白话小说。作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章回小说的体例至明末正式形成。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具三大方面。

经典品读:明代章回小说需掌握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小说三大类。其中历史演义,以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历史题材为基干,敷衍成完整的故事。英雄传奇则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故事虚多于实。神怪小说以神魔鬼怪为主要题材,编织神怪形象并将之系统化。代表作《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都有片断选入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

读写指导:《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抓住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加以突出描绘,结构宏伟壮阔,是一种对历史全景式的反映。《水浒传》的基本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宋江这一具有复杂性格,充满深刻历史悲剧精神的形象来体现的,一百零八将在环境与情节中的描写刻画也都达到了个性化的程度。《西游记》带有一定童话文学的色彩,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等神话人物形象,运用丰富的想象描绘出神魔世界迷人的魅力;幽默诙谐的风格,散韵相间的语言可供同学们在尝试小小说写作时借鉴。

推荐节目:《毛宗纲评三国演义》齐鲁书社

《金圣叹评水浒传》北京燕山出版社

《评点西游记》李卓吾黄周星山东文艺出版社

清代短篇、长篇小说

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短篇小说循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条线发展而来,长篇小说则在继承了明章回小说的优良传统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

经典品读:清代小说中文人的个人创作占很大比重,作家多从平凡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中反映现实社会和时代特点。其中《聊斋志异》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蒲松龄以虚幻之笔,通过神鬼狐妖画苍生,画尽人间百态图。《儒林外史》则是明清知识分子精神现象的解剖图谱,是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文化的深刻反思。《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集大成者和象征,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总结,又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端。鲁迅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读写指导:《聊斋志异》写非常之人、非常之物和非常之事,谈狐说鬼,充满人文关怀,用超现实的手法,来折射现实世界。《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觉得“人”比“官”更加可贵,人格比富贵更加可贵。作者吴敬梓以“皮里阳秋”的笔法,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用近乎淡泊的笔调,表现极深刻的思想,用极其平静的语气,道出震撼人心的巨大悲痛。而《红楼梦》淋漓尽致地抒写了青春的飞扬以及它的毁灭或丧失,字里行间荡漾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和热烈的少年情怀,宝、黛、钗的爱情和人生悲剧具有一种超越时代、地域和阶级的必然性和永恒性。人物对话,千载之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在写人作文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写人的本色化、细节化,《红楼梦》《儒林外史》是我们应该时时凭借的高山。

推荐书目:《儒林外史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

《脂砚斋全评石头记》东方出版社

《马瑞芳揭秘》马瑞芳东方出版社

经典诗歌散文 篇二

关键词:古典诗歌 教学方法 诗歌主旨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流淌着诗歌的洪流。从《诗经》到“楚辞”、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元曲,这些诗歌史上的朵朵奇葩,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诗歌有着极高的人文价值,它们承载着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阅读诗歌能扩展人文视野,陶冶道德情操,提高文化修养,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但是,由于这些古典诗歌距离现实社会比较远,以及古今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加上现在学生审美的多元化和欠成熟,他们很难客观的理解、鉴赏诗歌,作为教师,我们有义务做好诗人、诗歌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将诗歌的精华传授给学生。这就要求教师不但自己能客观的理解诗意,还要有科学的教学方法。本文将就古典诗歌教学方法问题,谈谈个人的浅见。

第一、诵读

在古代,诗歌都可以和着节拍,依曲子而歌唱。诗人以诗言志,不是说或写,而是吟唱。由于历史原因,诗歌曲谱都已散佚,除少数宋词(如姜夔词)仍保留有谱外,其余绝大部分诗歌,今人都不知道古人是如何吟唱的。但是汉语四声的抑扬顿挫,诗歌句子的平仄押韵,使得即使按今音今韵来读古典诗歌,依旧可以读出或铿锵、或婉转的韵律感,而只有读出这种韵律感,才能最大限度的接触到诗人的灵魂。所以,我们应该要求学生大声的诵读诗歌,还可鼓励学生按自己的理解与感觉,随性的吟唱诗歌。而现在,吟唱诗歌实已被多数人接受,很多大学里都会举行诗歌吟唱活动,不是朗诵,而是有曲调的吟唱。前日笔者曾在电视上见识,觉得比朗诵更接近诗人之旨。

第二、忌翻译

在以前,通行的书面语都是文言文,连写给小孩读的启蒙读本如《三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也是文言文。所以古人读文章或诗歌只需要注疏,不需翻译。但是今天则不同,大凡可在市场上看到的古文、古诗辅导书----特别是给中学生的书----都将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上。而我认为,学习古典诗歌,切忌翻译,特别是忌直译,理由如下:

1.很多诗歌语言上都是浅易平淡的,无需翻译。如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句明白如话,没有生僻字和典故,读完便知其意,如果强行翻译,便显得多余做作了。

2.诗歌翻译,特别是直译会破坏诗歌的形象美。诗人在表情达意时,不选散文而选诗歌,就是因为诗歌形式在表情达意时的特殊性。如果把它翻译成现代文,这不仅无益于理解,还破坏了诗歌语言的形象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描写琵琶声的诗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对这四句诗,我们只要讲清楚“嘈嘈”、“切切”是拟声词,拟琵琶声即可,学生就可以自己通过诵读,在脑海中显现琵琶弦上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乐音。

第三、讲解作者的生平和写作风格

元好问虽然感叹“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完人。”但是一个人的作品与他的生平经历还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那些有着作者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品。我国的诗歌一向都是“诗言志”,都是诗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写出来的。所以一方面,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诗歌中融入的诗人个人感情;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通过诗歌中的感情来更加清晰的把握诗人的人生,进而更深的认识历史和人生。我们在讲解诗歌时,必须给学生讲清楚作者的生活背景、生平经历、性格特点等。

第四、客观正确地讲解字词意思

理解诗歌,必须以理解字词为基础,只有理解了诗句的字词,才能读出诗歌的旨意。对于这一点,教师不妨有一点文字学家的考据精神,不厌其烦、有凭有据而非妄自揣度地分析诗歌中的每个字的意思,最大限度地在字面上呈现诗歌原意。只有让学生在字面上理解了诗意,他们才会去根据自己的理解,联系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人生经历去生发、联想,从而达到学习诗歌的目的。

第五、分析诗歌中的表达技巧

诗人在表达情意时是诗意地、艺术地表达的,如果不清楚诗人的表达技巧,也不太容易理解诗歌的精华。教师在讲解诗歌时,这一点应该是重点,要在分析字词的基础上,分析诗歌的表达技巧。

一般而言,表达技巧有三种手法:抒情手法、描法、修辞手法。抒情手法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直抒胸臆;“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的间接抒情,描法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正衬;“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反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对比;“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之白描等,修辞手法则有比兴、比拟、双关、反问、用典等。这其中,尤其要重视用典,不但要讲清楚典故中的历史原型,还应分析诗人用典的含义,这样才能全面的理解诗意。

第六、品味诗歌的思想意境

经典诗歌散文 篇三

关键词: 朦胧诗“新生代”反叛启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朦胧诗”,在一片论争中,确立了在当时诗歌中的主导地位,并被迅速经典化。但在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要“Pass某某”。一些诗人开始对朦胧诗进行超越,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新的一代诗人(包括“后朦胧诗”、“新生代”、“第三代”)开始进行比较全面、深刻的反叛,并在理论上、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代诗歌史中的这一段反叛史值得去深思和探究。

一、朦胧诗的经典化特征

不可否认,朦胧诗在给当时的诗歌注入活力、灵性和思辨的内涵,让诗歌回归本质,丰富诗歌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中国现代诗歌传统和世界诗歌联系等多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从80年代以来,对朦胧诗这方面的研究纷纭众多,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觅见和概括出朦胧诗经典化的主要特征。

1.在内容上鲜明的指向性。

“他们在诗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导意向上具有共同点。其时代意义和诗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社会生活、诗歌写作上对‘个体’精神价值的强调,是人们重视的一点”。[1]朦胧诗普遍用冷峻的笔调表现了中许多极端冷漠、残酷、自私的社会现实和一种对人性回归的追求,在北岛、顾城、舒婷那里都有充分的表现,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不要睡去,不要/亲爱的,路还很长/不要靠近森林的诱惑/不要失掉希望”(顾城《回归》)。总体来说,不论是揭露黑暗,还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或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当代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虽然朦胧诗的作者们的写作风格和关注重点都有很大区别,但就这种诗思的同源性来看还是比较一致的。正如孙绍振认为的,朦胧诗潮是“人的价值标准”的重新确立和“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也许把重新感知自我和世界当成革新者的任务并且痛快淋漓地宣告要与艺术的习惯势力作斗争,这还是第一次,因而它启发我们的思考的功绩是不可低估的。”[2]

2.诗歌意象的现代构建。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被广泛地认为是诗歌的一个基本元素。郑敏说:“诗人的创造灵感与对生命的敏感与经验都凝聚于意象之中”,“它是诗歌独特的叙事方式”。[3]朦胧诗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这种诗歌意象的现代建构,它不同于十七年文学和中那种简单的、直白的口号式诗歌,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适应和理解的一种意象系统。这可能也是所谓“朦胧”的一个重要原因。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评价北岛朦胧诗时期的作品,认为:“拥挤的象征意象往往指向明确,形成可以做意义归纳的符号体系。”[4]价值取向差异或对立的象征性意象并置、对比、撞击,在诗中形成了“悖谬性情境”,“常用来表现复杂的精神内容和心理冲突,这是这个时期北岛最重要的诗艺特征”。[5]可以说,这种特点不是北岛独有的,朦胧诗在意象的构建上都有这种倾向,形成了注重诗的观念省略和诗的主题暗示、注重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方法和意象层面的立体组合等方面的整体状貌。这种倾向突破了“当代”诗歌语言、想象模式,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对当时的诗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3.对内在节奏和韵律的注重。

简单的情绪延展被弃置,朦胧诗更加注重思维的大幅度跳跃和感情的立体化,注重节奏的内在性和情绪的大跨度开合。朦胧诗人对内在结构自由化普遍钟爱,更加关注跳跃的、分解的、重组的、扩张的情绪节奏,对诗的韵律也就有了新的把握和创造。不拘于只借助外部的声音对仗、循环、呼应作为诗的韵律美,而是重视诗行中的内在声音,一种复合的、立体的、变奏的韵律美。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外部的韵律和内部的韵律结合起来,从而使诗歌的韵律美达到了更高的一种境界。这种诗意表达方式和诉求是与中国现代诗歌传统一脉相承的,是在诗歌不断散文化的过程中,诗人对诗歌的诗意表达和书写方式的维护。

二、“新生代”的反叛

总体上来说,“新生代”的诗歌与朦胧诗还是存在诸多内在的联系和传承,但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新生代”对朦胧诗的反叛也是明显的――他们的诗歌给予了人类自身生存状态更多、更深切的关注,对感觉和体验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多重展示,在各种全新的诗歌技巧上也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尝试,形成了与朦胧诗既相密切关联又有鲜明差异的反叛特征。

1.审美精神的变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深刻变革,80年代中后期的状况与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已经有很大不同。人们在“人性”觉醒以后生存状态发生剧烈分化,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诉求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朦胧诗在完成“启蒙”后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生代首先反叛的就是这种诗思上的同源性。“从80年代后期起就逐渐地出现的一些现象,有力地揭示了一种新变化:文化蒙昧正在被生存分化所取代……这等于宣告那支撑80年代审美精神的经济形态一元化(国营为主)和社会构成平均化的瓦解,从而为审美精神的分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发出了新的变革呼声。”[6]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等一批人首先离开那种对黑暗的揭示和政治的反叛感性,进入了更丰富广阔的生存发现和心灵开掘:“漆黑的深夜在这里安眠/一切都不会发生/整个房间只有水波在钢琴上如歌低诉/你面对不动的空门/会心慌、会害怕、会突然丧失信心/会敏捷地跳开/卷入房间的一角/一分钟内闪过上千次阴暗的念头”(柏桦《震颤》)。关心日常生活千差万别的细节成为诗歌的主要内涵,张枣的《镜中》、《何人斯》,陈东东的《语言》、《雨中的马》,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作品39号》等一大批诗歌都展现了这种倾向。

2.散文化、口语化的倾向。

出于对诗歌意象现代构建所形成的晦涩难懂的反叛,“新生代”在诗歌语言的选择上大多取向了散文化、口语化,使诗歌更加明了,接近人们的语言和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提出“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要求“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观中解放出来”,[7]认为不能将语言作为营造意象的手段,要从诗中放逐意象,并将消解意象、抛弃意象作为彻底告别朦胧诗,以及中国诗歌传统的一个标志,让诗回到自足的语言本体。于坚更是提出:“诗是方法,是纯粹理性的操作。诗不言志,不抒情”,“诗人不等待灵感,他控制语言”,“诗的张力来自环绕一个既成象征的错位式的运动中”。[8]这种对语言本身的探掘和对意象的反叛,显然是针对朦胧诗的意象构建而来的。正如王泽龙所说:“尽管中国先锋派诗人关于意象与语言的观点缺少有力的理论支撑,但它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意象在当前诗歌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了挑战。”[9]

3.抒写方式的客观化。

相对于朦胧诗那种饱含深情、急于表达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来说,“新生代”采取了一种冷静的、客观化的抒写方式。让诗人从诗歌中隐退,让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物景说话,更多地采取了呈现、罗列的抒写。虽然这对于诗意的构建和阅读的习惯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但“新生代”在这方面作了大量探索,在理论上和作品上都有了一些建树。最典型的是杨黎的《冷风景》:“这条街远离城市中心/在黑夜将临时/这街上异常平静//这会儿是冬天/正在飘雪//这条街很长/街两边正在整整齐齐地栽着/法国梧桐/(夏天的时候/梧桐叶将整条街/全部遮了)”。

三、主要的启示

“新生代”作为一个时期(并且这个时期不长)的现象,具有其特殊的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但是,如果从积极的方面分析和研究,从他们的反叛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要坚决反对诗思的一元化。

从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来看,正如谢冕所说,道路并非越走越宽,而是越走越窄。毋庸讳言,这很大程度上就是思想观念一元化的结果。朦胧诗虽说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出现,但他们明显的政治意识、社会批判的同源性从根本上说,也是相对一元的,它远远不是我们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全部。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克服诗歌内容的虚无,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余光中在批判台湾60年代现代诗所说:“中国的现代诗正面临两大危机――内容的虚无和形式的晦涩。经验的混乱,加上表达的混乱,已经使我们的现代主义,挟‘太平洋二三一’式重吨火车头之威势而滚进的现代主义,冲入了并无出口的黑隧道之中。”[10]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诗歌的发展还是经历了或者说还正在经历这样一条弯路。

2.要警惕语言对诗歌发展的束缚。

朦胧诗的意象构建并非没有局限,那种诗意语境和晦涩难懂是明显的,从而也形成了一种精英意识倾向,对一般人来说形成潜在鸿沟和拒绝。“现代诗的晦涩大半是意象上的,中国的现代诗尤其是如此。”[11]另一个方面,意象的构建必然生成经典的诗意内涵,这种意义必然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对诗歌语言的发展和创新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所以于坚说:“诗是从既成的意义、隐喻系统的自觉地后退”,“诗是一种消灭隐喻的语言游戏,对隐喻破坏得越彻底,诗越显出自身”,“它同时也是取消语言的既往价值的游戏,从所指的深处出发,返回能指的表面的游戏”。[12]这种理论并非没有道理。萨皮尔、索绪尔的语言学也告诉我们,作品的情感意义必须依靠作者对词语的重新组合和发掘来生成,而不是用已经凝固的意义来完成。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理论的本质也在这里,要通过语言来呈现事物的本质。余光中提出的明朗概念对于当代诗歌发展有深刻的意义,他说:“明朗是指美感经验表现后的透明状态,他使读者的直觉有贯穿的可能。”[13]

3.要注重对当前场景述说能力的建构。

诗歌真正的生命就在于对当前场景的有效述说。离开了当前场景,任何述说都是没有文学价值的。任何文学的变革,真正原因也在于此。新诗的发生,正是对于传统的诗歌无法有效述说当前场景的反叛。诗人必须把敏锐的触角深入当前,而不是其他。王家新在评说孙文波90年代的诗歌时说:“他一再从具体的生活事件出发,写出来的却是灵魂的遭遇,这就是说他获得了一种对时代场景和自己的生活进行诗学透视和处理的能力。”他充分地肯定了孙文波对于当前场景的述说能力,并告诉我们:“我们总是一再把诗歌归结为抒情、意象或是词语的奇特组合,殊不知它往往还暗含着一种叙事。”[14]这种“叙事”的能力,就是诗歌内在的、深层的对当前场景的述说能力。

4.要进一步研究和发掘散文化、口语化的诗意生成。

王泽龙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诗歌散文化诗潮的主导趋势已是不言而喻的,并且有方兴未艾之势。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新诗的散文化更有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其主要原因依然是,新诗语言、文体等诗歌形式的嬗变所带来的诗思的现代性转换。”[15]并且他分析得出结论,实际上中国几千年诗歌变革的道路就是一个诗歌不断散文化、口语化的过程。既然如此,那么一味地批判诗歌散文化、口语化就没有多大建设性意义。我们应该更多地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特性,在传统诗意语素、词语和句子的垦地外,更多地探索散文化、口语化与诗意生命的对接,从而在新的言说中促成新的诗意生成。

参考文献:

[1][4][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86-188.

[2]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J].诗刊,1981,3.

[3]郑敏译。象征主义意向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6]何锐。批评的趋势[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155.

[7]韩东。自传与诗见[J].诗歌报,1988,7,6.

[8][12]于坚。从隐喻后退――作为一种方法的诗歌[J].作家,1997.3.

[9][15]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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