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学习、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都经常看到散文的身影吧？散文是抒发作文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散文很难写吧？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下面是漂亮的编辑帮助大家分享的汪国真优秀散文【优秀10篇】，欢迎参考阅读。
汪国真散文 篇一
林卓宇．男，1995年11月17日生于湖南浏阳，就读于浏阳河中学；湖南省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中国少年作家学会主席团委员兼副主席；迄今，已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000余篇(首)；曾获第二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大奖．第五届冰心作文奖等各类大奖200余次；出版作品《芳香日日》《流景闲草》《风居住的街道》《落日工厂》《指尖上的花田》共10部；文坛名家汪国真、雷抒雁、毕淑敏、肖复兴、曹文轩等为其著作作序、点评；包括湖南电视台、《湖南日报》在内的全国200余家媒体对其进行过报道。
名家点评
汪国真说―林卓宇的诗是有一定深度的：把诗写得有深度，这不简单。这不但需要有诗才，还需要有思想。缺少思想和深度的诗人，不会是大诗人。这方面，年少的林卓宇表现了较好的潜质。
曹文轩说――散文这东西，似乎人人都可以写，但写好是很困难的。小说、童话大可以隐去作者的一切真实，甚至走向作者的反面。而散文不行，作者首先要把自己交付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写散文，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智慧和才华。林卓宇的散文，在我看来，他在少年作家中应该是独特的一位。
毕淑敏说――林卓宇的作品是有思考、有深度的。他对自然的感悟对人生的体味独特而深刻，耐人寻味。优秀的散文要有凝练的语言，深邃的意境，真实、真情、自然朴实，作品背后站着的是作者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和思想深度，是生命的体验和思想的升华。
林卓字作品
雨中的百草园
在我的童年时期，家中的后院曾是我的秘密花园，确切地说，应是我那稚嫩心灵深处的幽谧森林。野绿的苔藓常常在墙下缓缓地蔓延着，一道道的穿行并连成翡翠般的风景线；潮湿阴暗的角落里，那些蕨类植物也常常长出它们绝美的卷曲的姿态；而那偎依在围墙上的不知名的小野花和小草儿，常常是我亲手种下或是从野外挖来种下的，它们备受我的呵护，在日光与月光的浸润下引吭高歌……
所有的植物们，都互相掩映着，组合成一个散发着浓郁清香的百草园。
说到这童年的百草园，心中自然带着些许回忆的气息。然而，这又不得不令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鲁迅先生永远给人以正直、冷峻且严肃的形象，淡定的神情下，永远都有着不断燃烧的篝火，随时都有可能喷薄而出。然而他却以回忆的心态创作出了带着清新之感的回忆体散文，像是一首动人的草丛杂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经典。以碧绿的菜畦为背景，以黄蜂的谜语作语句，以鸣蝉在树叶间的长吟为修辞，在这期间，浑然天成的诗意与意趣，随手即可拈来。
我不愿意以审视经典的方式审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充满童真意味的作品，和我的经历是那样地亲近，因为字里行间皆可以找出一条线索，并从中找到我童年之路的轨道。轨道的四周，似乎就是成片的我亲手种下的植物。那些四处寻觅的蝾螈，那跳跃着冲撞阳光的蝗虫以及那将晨光织进夜色的蟋蟀，似乎都在沿途的风景中一一闪过。
偶尔带着回忆的目的，轻轻踏入童年时期的后院，那里渐渐被日月星镀上了许多层我陌生的颜色，而那云间落下的片片夕阳跌到我的手心里，似乎就代表着一切的结束。我曾经种植过的一些小花小草，以及撒下土壤却未曾发过芽的种子，都已经腐朽了，原有的新绿之色已经一层层被覆盖了。而那些稍稍露出头的萌芽们，纵使我的目光紧紧抓住它们，也阻止不了它们的枯黄。
落下的花叶如斜雨一般在地上划出忧伤的暗影，寂寞无语渐渐穿过了岁月的胸膛，似乎等待着阳光的开释。一个个凌乱摆放的花盆，变得古老而沧桑，让人感觉这里像是被时间洗劫一空。此时此刻，我的脑海中布满苦涩的情节，渐渐丢失了怀中那份珍贵的亲切，我开始不住地回忆那点点滴滴，心中无比渴求着百草园的再现。
一个小男孩，在这园中轻轻地漫步，浅浅的脚步将遍地丛生的绿意留在鞋底，搬着橙黄色的板凳，坐在院子的中央，手里拿着一本童话书，如同撑起一座小小的书屋，嘴唇边衔着清凉的薄荷叶。指尖触着微微泛黄的书页，并撩动着树叶上的阳光，纸张一页页地翻过去，心中便增添一份厚重的感觉。园中的小植物们和阳光一起扇动出美妙的味道，将他湮没于其中。书中的字句和花草点滴的芬芳交错着，在小小的空间中升华。
毫无意料之时，天空中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雨，男孩渐渐收起了书，回到屋中，静静地趴在窗边。花和草开始愉快地生长起来，它们贪婪地吮吸着雨水，同时还奏起了那无人知晓的乐曲……
一切都宛如梦境，我童年时代的百草园不仅仅是在我的记忆中真实地存在，同时也可以从各种自然万物间折射而出。
黄昏有如大地唇边的一支歌，缓缓地在天际流淌着，回忆的音量一点点变小。童年时代的百草园，与鲁迅童年时代的百革园，似乎在此时此刻，互相紧连，在黄昏时刻隐隐再现。
雨，真的下了。风儿对雨丝的撩动，似乎有同与我撩动书页上的阳光一般。雨中的百草园，将那绿色的根须，继续向大地深处蔓延。
林卓字作品
午后的歌唱(外一首)
我静坐在阳光的诗意里
像是刚从雨季飞过来的鸟儿
安静地享受着每一缕光线
并把它们静静地拉长
我多么想多坐一会儿
在阳光的深处
将我的幻想任意放牧
我要唱我献给阳光的最美的歌
让它顺着春的手臂
滑落到阳光的手心里
一切都温暖而又欢欣
让我感觉自己
像是一个自然界的伟大歌者
坐在午后的阳光里
时间的流淌被掌握在我的手心里
看吧仿佛一切
一切都在瞬间变得安详和睦了
-蓝色纹路的白窗户虚掩着
我的歌声从窗边流过
音符溅起美妙的声息
舒畅的感觉萦绕不止
我多么希望，这样午后的歌唱
永远永远
不要停息……
画梦
轻轻扇动着魔法的气息
我用长着羽毛的笔
把雨季里的云朵绘成阳光的色泽
我坐在云朵下的稻草堆上
幻想着自己端坐在云端
把曾经的点点过往
编织成梦的颜色
驾驭在一片轻如蝉冀的诗意中
就算是一夜谎言
我也赋予它阳光般的单纯和恬静
我让那掌心里的快乐无止境地涌动
慢慢在指尖爬升升腾
幻化成奇异的一小朵风景
卷起快乐的风暴
然而你相信吗
这是一场梦
汪国真散文 篇二
关键词： 汪曾祺 创作 隐逸情怀
虽然汪曾祺说自己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他及他的作品那种“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①的鲜明特点，早已无法否认。汪曾祺对乡村景象与小镇人事的刻画，透明平和，大多诗意抵达人生的根本，其人其作品都屡屡冒出些许隐逸之气，一定意义上接续了现代文学的一种非主流的传统。诚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一种‘返归自然’的哲学与审美潜流……流动于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之中，形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道若隐若现、蹊径独辟的‘归隐’泉流”②。汪曾祺的隐逸情怀主要表现在其乡镇自然的诗意描写、世俗生活的恬淡超拔、率真人性的达观呈现、边缘叙事的创作选择、中西文化的圆融内化等。汪曾祺喜好描写高邮水乡的清雅素朴，展现田园乡镇淳朴恬淡，用一种宽容、平和的心境欣赏带着烟火味的乡镇风貌，在时代主潮之外疏淡地勾勒出一幅幅带有隐逸气味的绿色画面，在对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生存环境的深切关注中，构建出一种贴身的诗意格调，不经意地体现出一种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一、醉心自然，诗化描写
对自然的崇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汪曾祺从小生活在水乡高邮，故乡的水清亮了其儿时的梦想，润泽了其洒脱的心灵，沉淀了其坎坷的人生。在经过岁月的漂洗研磨之后，汪曾祺把一个个“高邮故事”点染成了一幅幅水墨画。正如学者所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极大部分是以他的故乡江苏高邮地区三、四十年代乡镇生活为素材的。……他写的是旧社会普通人物的普通生活，写的是故乡那时代司空见惯的风俗人情，……成就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风俗画，以及一卷卷清新淡远的南方水乡风景图。”③《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无不充满水乡的灵润韵致。汪曾祺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风格。”④他的小说散文大多水汽氤氲，清凉透明，却不泛滥成灾，汪曾祺强调他的小说：“有点水气，却不那么土气。”⑤
汪曾祺以散淡冲和的赤子之心，对故乡自然展开从不厌倦的描绘，美丽的地方风景常常与故乡小人物的平淡生活连在一起，有一种不假雕饰的天籁之美。汪曾祺喜欢用儿童视角观照世界，发现过去生活的诗意。《花园》追忆自然纯真的自己与儿时花园的关系，“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了。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⑥。作品所写自然风光清新淡雅，瓢儿菜、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荸荠、连枝藕、芦花、白果树、剪秋罗、虞美人、青桩鸟……水乡植物和动物充满勃勃生机，连大淖的空气在他笔下都变得特别清凉。故乡可爱的自然风物与故乡人美好的生活紧密相关。《故乡的食物》就诗意地描写炒米、鸭蛋、虎头鲨等家乡特色食物，忍不住深情地说：“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我想念家乡的雪。”⑦《枸杞》写道：“采摘枸杞的嫩头，略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酱油醋香油；或入油锅爆炒，皆极清香。”⑧家乡的枸杞不仅看起来美，吃起来更香。汪曾祺的“高邮回忆”，展现一幅幅和谐村镇的画卷，描绘古朴悠久的自然与纯朴宁静的乡村生活，在流畅舒朗的笔调中充满独特的山水情致。
汪曾祺认为：“写山水，无非是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山水的默契，溶合，一番邂逅，一度目成，一回莫逆。”⑨汪曾祺很少写冲突激烈的社会内容，常常以“托梦”于过去年代的方式避开政治运动的喧嚣与折腾，以寄情自然山水，求得心灵的平静和自由。正如其诗句所写，“谁识清诗满竹林”⑩，“文章或有山林意”{11}。汪曾祺在疏淡的自然描写之中，既没有利禄的经营，又没有心气的浮躁，让人轻松欢愉。即使以后久居都市，也难以割舍心头的那一点恒久的绿色牵挂。他说：“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彤红的辣椒，……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12}《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写汪曾祺到香港发现那里独多高楼却不见大树，直到坐在酒店想起了北京的那些大树才安下心来，树在这里就成为自然的象征。对现代都市环境的独特反应，体现的是其崇尚自然的深层情感。汪曾祺说自己的创作目标是为了给生活和人带来美与诗意，所以要“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13}。《受戒》写得如桃花源般美丽，就是想把人引入富有诗意的世界。《大淖记事》写自然与人性的美，也是这样。汪曾祺笔下的乡村世界大多天然淳朴，洋溢浓郁的诗情。他常常在超尘脱俗自由适意的自然书写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怀旧、隐逸的审美风尚。
二、不拘流俗，返璞归真
据说汪曾祺年轻时不拘常规，率性随意，在西南联大读书几年，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系主任、名教授朱自清先生的课不喜欢也一样逃。后来年岁渐长，慢慢除去火气与浮躁，日益变得冲虚恬淡，不仅“基本上与世无争，不太争强好胜，不图一时之嘴快”{14}，而且努力回归“人之初，性本善”的率真，“保持孩子一样纯洁的心，保持对人、对物的同情”{15}。
汪曾祺的笔下多是寻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但他重点表现是普通人身上那自然脱俗的形态与俗世生活中诗意的东西。《岁寒三友》中的三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三个蝇营狗苟的俗人，实质上是三个品行高洁的隐士。《鉴赏家》里的“鉴赏家”叶三本是个穿门越户卖时令水果的小贩，但他俗中见雅，能细致品出画中紫藤有风，准确指出红白荷花的作画失误，生命般珍视收藏画家死后交付的遗作，不负画家引他为知音。《徙》中的老师高北溟隐于民间，虽一生困顿，却耿直狷介、不从流俗、志存高洁。《落魄》中穿绸衣、挂着金链表开饭馆的扬州人，困于生意场却干净潇洒，身上有着绝少铜臭味的清雅气质。《老鲁》写私立学校校工老鲁在钩心斗角的社会从事简单的挑水工作，但流露出来人性中可贵的东西——真率与善良。《熟藕》中的刘小红和王老因为买卖熟藕而互相交往关顾，就像熟藕一样极为简淡真淳。《大淖记事》展示了乡间底层社会贫民群体的自然淳朴。《鸡鸭名家》描写了身隐于市的炕蛋工人用烘缸孵小鸡小鸭的神圣。《职业》表现了街头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男孩过早成熟的形象之下未泯的童心。在汪曾祺的笔下，这些寄身乡野、行走市井、随世沉浮的小人物，在一个个很小的地方过着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却显现出一种流俗之外的淡雅之美。
汪曾祺作品除了凡俗中见真淳外，更在颠覆中返素朴。汪曾祺有些作品对人物的命运安排和对人物的态度都十分独特，人物不但反叛了传统的道德规范，而且彻底颠覆了固有的社会观念。《受戒》写的是破戒，无论是庙里的和尚还是当地的居民都不拘清规戒律的束缚，自由自在、率性而活，展现了一幅幅自然平和、淳朴随意的生活图画，表现了一种健康自然、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传达了一种本真自然的生命理想。汪曾祺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16}《薛大娘》更是为个体生命立言之作，薛大娘完全背叛了传统，不仅拉皮条，而且偷人，这样一个传统道德中的坏女人，在汪曾祺这里不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对其生存状态与为人原则大加赞赏：“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17}作品中构建了一个迥异于传统的生活世界，固有的传统观念彻底消解，作品的人物意义完全改变，表现出一种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那就是，无论是在尘世，还是在佛门，都需要符合自然、健康的本性，需要自由的生存状态。
汪曾祺既不深入揭露近代经济关系之下传统社会的崩溃，又不尖锐批判政治变动中乡村人性的丑恶，而是用审美的眼光过滤普通人的生活，在看似平淡无奇的乡镇凡人小事中，发现超越凡俗的人性之真与人情之美。在纷纷扰扰的庸俗现实里，表现人性的直率、淳朴。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打捞琐碎生活中清雅脱俗的趣味，既有人性的关爱，又有返璞归真的追求。
三、边缘叙事，圆融超脱
可以说，从上世纪四十年表作品，到八九十年代成名走红之前的几十年里，汪曾祺就一直走在一条边缘写作的路上。他既不表现宏大的时代主题，又不抒发建功立业的政治豪情，还不痴迷西方现代派技法，绝大多数时间在潮流之外以一种回顾的姿态与平静的态度，疏淡地耕种着自己民间日常的花园，对逝去的平凡生活进行审美关照，对传统文化进行接续超越。几十年里，无论是遭遇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动，还是历经浮夸伪饰之后的治愈反思，无论是置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体化，还是面对西方现代化改革和现代性文化的冲击，汪曾祺的创作一如既往地努力回到过去、回到家乡、回归传统，在中国现代社会与文学的边缘，以内在超越的圆融，走出了一条既接续传统又融合现代精神的审美之路，较早地表现出一种向内转的纯文学诉求。他紧密结合自我的生命体验，将纯净的视角对准日常生活，创作时“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18}，从对现实的彻悟中超脱疏离出来，用散文化的叙述将风俗自然和人生百态舒缓平和地呈现，“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19}。营造一种清淡的韵味，不自觉地引发人们对古朴悠久的自然与淳朴宁静的乡村生活的诗意想象，透露出一种隐逸的情调。
时间上回到过去。汪曾祺的小说所写的人事、民情与风俗大多年代久远、风格古朴，读来舒缓慰藉。汪曾祺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20}“高邮回忆”成为他小说题材的最大来源，过去的人生遭遇、所见所闻、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被他以一种平静如水的心态编织成一个个“高邮故事”，视角明澈，人事率真。《受戒》在末尾特意注明“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21}，小说采用儿童叙述视角，透过功利时代的漫漫风沙，跨越僧俗世界的固有规范，消弭现实人生的所有悲苦，将四十多年来积淀在心底的故乡情怀、人生梦想、生活体验融合在一起，让人性自由伸张，给生命自由舒展，构建起一个人世乌托邦。汪曾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相继推出的《异秉》、《大淖记事》、《陈小手》等作品，无不是重拾昔日的淡远梦境，回顾苏北水乡平凡寂静的岁月，用朴素的小说手法写出来的声声喟叹。
空间里回到家乡。怀乡是汪曾祺作品的重要特征，故乡的怀思之情融入作品，写景状物，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人物和环境相互衬托，水光山色，令人流连神往。《故里杂记》、《故乡人》、《故人往事》等干脆直接以故乡为题，以寄托乡情，晚年的汪曾祺更是常常沉浸在对故乡人事不断的回忆中。经历了社会的风云变迁和个人的坎坷磨难，汪曾祺念念不忘的是心中那个久远的高邮梦境。写故乡和童年，展开诗意追寻。写高邮旧社会的人事风俗，进行理想化的过滤。汪曾祺那些以故乡为题材和背景的小说努力要做的就是，挖掘生活中的美、人生中的亮、人性中的真与人间中的爱。也许，对于汪曾祺来说：“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22}汪曾祺散淡随性的“高邮故事”，常常让人在故乡的沉静稳定中体验到莫名的乐趣与美妙。
文化上回归传统，圆融超脱。古典文化艺术精神与现代西方文化思潮都深刻影响到汪曾祺及其文学创作。汪曾祺喜读《庄子》，受过老庄思想浸润，追求道家达观超然的境界和言朴旨远的艺术。汪曾祺推崇儒家，喜欢《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中曾点所说的洒脱自然、率性而为的生活态度。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佛教氛围中，具有“人间佛教”观念与悲悯众生的情怀。除了接受古典雅正的传统文化熏陶外，汪曾祺也接受过“五四”个体生命意识、西方生命哲学思潮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汪曾祺思想比较圆融通达，为人不失赤子之心，并贯穿在其创作之中。《受戒》写各地风习：“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他的家乡出和尚。”{23}语言平淡，态度超然，饱含人生的理解与宽容。《寂寞与温暖》写女技术员沈沅被打成，白天干活，晚上看书，平静而寂寞地生活着，在类似退隐的超脱中维护着生存的价值。《故乡人·钓鱼的先生》中写王淡人吃“起水鲜”，种瓢儿菜和扁豆为郑板桥“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对联配景，施医舍药……过着淡泊而又富情致的类似世外隐士的生活。描写佛道二教修行者毫不拘束的方外生活，《庙与僧》里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随便景象，《仁慧》写尼姑仁慧乐生治生给观音庵带来一派安居乐业的气象，《道士二题》马道士修道学医、种菜养花，自己料理柴米油盐日常起居，自甘落寞却不乏生趣。他们无论怎样，个个活得自然平常，无不本然个性，对此，作者十分欣赏，体现出一种圆融超俗的境界。
早就有人评价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是通达的“名士”，也有人说他是旷达的“隐士”。对“士大夫”“名士”的评价争议较少，对“隐士”的评价仍然有不同看法。汪曾祺说自己绝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说自己“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24}。较多学者认为，汪曾祺受儒家影响看来比较明显，道、禅的影响表现得稍微潜在隐性。也有学者认为汪曾祺“认可自己接受了儒道佛思想文化的影响，这没错，但他说道家、佛家影响很少，未必是事实。其实他接受道家思想最多”{25}。用得较多的证据是，汪增祺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26}诸如此类，争执不下。实质上，汪曾祺一生不断汲取各种思想文化营养，既受传统儒道佛文化的熏陶，又受“五四”精神的影响；既承西方生命哲学思潮的余波，又受个体知识分子情怀的浸润，思想情感十分复杂。汪曾祺说：“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27}我们如果硬要对汪曾祺的思想观念做一种隐逸或者世俗的单纯界定，肯定是不对的。汪曾祺小说《颜色的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这篇小说什么也没有多说，只罗列了世上种种颜色，世界正因为色彩缤纷才异色纷呈，汪曾祺的文学世界与思想世界也是如此，因为丰富所以多样。在这个基础上来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汪曾祺少逢离乱，屡经坎坷，一生在历史和政治洪流中俯仰沉浮，饱览人间百态，体会人情冷暖，看淡人世纷争，随着对生活体验的日益深刻，多了随遇而安的品性，慢慢形成圆融超脱的生活态度。在他人生百千感受中，难免没有退隐山林寄情山水的心愿。也许，追求一种内在的欢乐，做一个人间隐士，才是他毕生的真正追求。
注释：
①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40.
②杨联芬。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2.
③李振鹏。汪曾祺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探。当代作家评论，1984（6）：96.
④汪曾祺。我的家乡。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85.
⑤汪曾祺。《菰蒲深处》自序。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13.
⑥汪曾祺。花园。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
⑦汪曾祺。咸菜茨菰汤。汪曾祺全集（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4.
⑧汪曾祺。枸杞。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
⑨汪曾祺。相看两不厌—先燕云散文集序。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06.
⑩汪曾祺。读史杂咏。汪曾祺全集（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0.
{11}汪曾祺。咏文两首。汪曾祺全集（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
{12}汪曾祺。食道旧寻——《学人谈吃》序。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6.
{13}汪曾祺。关于受戒。汪曾祺全集（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39.
{14}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59.
{15}汪曾祺。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汪曾祺全集（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81.
{16}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汪曾祺全集（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6.
{17}汪曾祺。薛大娘。汪曾祺全集（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34-435.
{18}{20}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61.
{19}汪曾祺。文集自序。汪曾祺全集（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1-52.
{21}{23}汪曾祺。受戒。汪曾祺全集（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42，322.
{22}海德格尔著。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86.
{24}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1.
{25}段崇轩。抒情文化小说的传承与再造——汪曾祺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1（3）：32.
汪国真散文 篇三
一、另立一面
世界万物的呈现方式总是多样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就不应该是单一的。2015年高考广东卷提供了两种认识自然世界的途径，一是传统的亲历感知，二是科技感知，并以“远”与“近”评论各自的长处与短处。较多考生思维单一，有位考生则别具慧眼，从材料中看到了第三面――“远近结合，感受自然”。看多了构思“非此即彼”的文章，发现这么一篇构思投向“第三面”的佳作，阅卷老师定会眼睛一亮。
二、新辟一角
2015年高考江苏卷作文题所供材料的关键词是“智慧”。考生引用的“高频”名人是王国维、汪国真、周国平，角度相似，立意雷同。有位考生巧妙构思，“就地取材”，他也写到“汪国真”“周国平”，却是从否定语文老师模式化的“写作智慧”切入的，请欣赏前5段：
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在方格纸上写下规定字数的文章。
已经太久了，不曾在横条纹的周记本上，写下两三行的只言片语，或动辄两三页的恣意文字。
还记得考前，语文老师用黑板擦敲打着黑板，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作文拿高分的智慧”。无非是开头引用名人名言，观点鲜明，事例翔实，等等。
是的，这样的“智慧”我都懂，能让我拿高分的“智慧作文”也不应排斥。毕竟，经验对于成功也很重要。
然而，我总是不屑。不要真情实感，不需形式创新，只需把大段捣烂如泥的“汪国真”“史铁生”“周国平”们注入固定模板，便会催生大批身穿统一制服的克隆军团。此乃应试教育下的集体分泌物。
文章接下去继续抨击“固定模板”式作文的弊端，形象阐述自己的“作文智慧”观。如此“新辟一角”的考场智慧，让阅卷老师赞叹：此生甚有先见之明，机智！
三、巧设一线
叙事类文章构思之“精”，来自线索设置之“明”与“巧”。广东一位考生以《带您去看花海》为题，述说“外婆”和“我”H近自然感受美的经历，作者将时间跨度较长、内容较为零散的材料围绕“看花海”打造成一条构思金链，既伴随着认识自然的远与近、感性与理性，又融入了孝文化，自然胜人一筹。
四、再深一层
构思各类散文、议论文，都要避免同类反复、在同一平面上展开的误区，而应该“往下钻探，深入一层”。2015年高考浙江卷给出关于“作品与人品”的材料。有位考生以“一杯春醪寄余心”为题，先论述“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常有高度的一致性”，“作者与作品如人与影，映照彼此最真实的内心”，笔墨触及这两层的考生也许较多，但此文第三层的论述就显出独到之处了：作者以“内心追索”诠释“作品与作者品性的背离”，其思想已触及人格心理学等层面，且能自圆其说，显示出立意的深邃与新颖，这就是“再深一层”的魅力。
五、反弹一曲
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卷Ⅰ所给材料的大意是：女大学生举报父亲违反交规，父亲遭警察处罚并被警方曝光。虽然材料中也提到“也引发一些质疑”，但很多考生还是“求保险”，为“小陈”“警方”唱赞歌，不敢“反弹琵琶”。有位考生则拟题《给高速交警的信：最差的处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在文中新论迭出：“执法者对违法者的批评，应考虑其社会效果，更应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未经定罪就在公共平台上广泛传播的做法也是应该摒弃的。”虽然论述尚欠透彻，但能自圆其说，不禁让阅卷老师眼睛一亮。
六、智选一体
汪国真散文 篇四
“人若常能保持心境平和，举止从容，便是一种成熟。”何等深刻的人生体验！这即是古时所云的“旷放豁达”，时下所说的“沉稳持重”。在文首一出现，即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
作者接着列举了“鲜花掌声”“冷嘲热讽”“流言蜚语”“爱情失意”等给常人的消极影响，再引用《菜根谭》里的一段经典古语“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自然道出为人处世要“洒脱、淡泊”，与文首观点相印证。
本文妙就妙在始说“要做到这般洒脱、淡泊委实不易”，后又轻描淡写、不露声色地说出“不过有一点我们是不难做到的，这便是：转念一想”。从心理角度来讲，让读者不觉得学问高深，倒是作者的亲切口吻让人觉得易做。既在此处点明要旨，又引出下文精彩华章――转念一想，豁然开朗！面对鲜花掌声，内心便宁静；面对冷嘲热讽，内心便超脱；面对流言蜚语，内心便释然；面对爱情失意，心痛便缓和……汪国真对人生的思考，总是这样不同寻常，让人在迷惑时峰回路转，在失望时柳暗花明。汪国真通过文章散发给人们的，总是有着不尽的青春热力！
结尾强调人生道路的漫长和曲折，并引用《老子》里一句经典古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出祸福的相互转化关系，提醒我们应当乐观地、辩证地看待人生，既不在失意时万念俱灰，也不在得意时乐极生悲。最后一句总结全文，阐明转念一想的问题实质和积极作用。
《转念一想》语言畅达如行云流水，典故运用若珠联璧合，立意高远像冰山雪葩，构思巧妙似奇峰突起。个中人生滋味，如醇醇美酒，让我们慢慢品尝！
附原文：
转念一想
汪国真
人若常能保持心境平和，举止从容，便是一种成熟。
鲜花掌声易使人得意忘形；冷嘲热讽易使人萎靡颓丧；流言蜚语易使人愤懑忧伤；爱情失意易使人痛苦失落……
语云：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要做到这般洒脱、淡泊委实不易，没有深厚的修养实在难为。
不过有一点我们是不难做到的，这便是：转念一想。
面对鲜花掌声，便想：与我才华相若甚至超我之上者何止一二，我能脱颖而出实是一种幸运，于是便宁静；面对冷嘲热讽，便想：这不正是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吗？于是便超脱；面对流言蜚语，便想：这不正是对自己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绝好锻炼吗？于是便释然；面对爱情失意，便想：既然失去的已难以挽回，总这样痛苦何益，谁又敢肯定属于自己的知音没在前边等待自己的到来呢，于是痛苦的情绪便缓和。
汪国真散文 篇五
汪国真的诗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各大校园还曾掀起“汪国真热”。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现象级”诗人，他的诗歌流传甚广。在2013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国家主席还曾引用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但也有人说汪国真的诗是“假诗”，是“口水话”，是“假励志”，不值得如此关注。
汪国真离去后，一场关于汪国真及其诗歌的讨论在网络上蔓延。
汪诗优点：明白晓畅，蕴含哲理
汪国真的诗歌之所以受到青年读者的推崇，在于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他的诗歌篇幅短小却蕴含哲理，主题健康积极向上，充满了昂扬洒脱和对生活的细腻体味。初读汪国真的诗歌，可以发现其明显带着古典意味，读之朗朗上口，富于节奏感。例如：“我不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目标在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节选自《热爱生命》）；人，不一定能使自己伟大/但一定可以/使自己崇高。”（节选自《我不期望回报》）
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王久辛说：“诗歌的价值永远没有一个标准。汪国真诗歌的温暖与清浅，对于高中生与大一二的学生是有意义的。”汪国真的同事李云雷甚至把汪国真的诗歌上升到了推动诗歌普及的高度：“我们应该回头看看，汪国真是不是提醒了我们已经遗忘了的事情。要知道，白话新诗的诞生，原本就是为了便于大众接受。”
新阅读研究所研究员朱寅年表示，汪国真的诗歌在八十年代在大中学生青年人中风行许久，多少句子被当作格言抄在他们的小本子上。在那个昂然向上的时代，青年人需要那样歌颂青春与人生的诗歌。虽有学者批评其诗歌过于肤浅，充满励志的心灵鸡汤之味，但汪诗的底料是充满真诚的。
青年诗人严彬说：“从阅读层面来说，汪国真那种格言风格的诗歌，还是能够浸润普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的。其实有一些年纪比我大的诗人，都承认汪国真对他们产生过影响。”
汪诗缺点：缺乏诗意，纯属“鸡汤”
汪国真的诗不被主流诗界认可，甚至不被诗界的任何流派认可，肯定有其自身原因。在笔者看来，汪诗有三个致命的缺点：一是他的诗政治意味浓厚，主题先行，这是好诗的大忌；二是缺乏想象，语言平白肤浅，没有想象力的诗很难说是好诗；三是缺乏诗意，失去了诗的灵魂，即所谓“诗无诗意，诗则无可观”。可见，汪诗不被主流诗界认可，自有其道理。
学者冉云飞将汪国真的诗封为“鸡汤鼻祖”：汪国真就是今天心灵鸡汤的“祖宗”，是趁虚而入的产物。“很多人看似纪念汪，只因汪是他们青春期的酵母，他们在玩青春自恋而非青春纪念。汪的送葬队伍里虽然没有敌人，但有很多最后一次消费他的消费者”。
诗人、评论家朱大可对“鸡汤”的说法表示认同，他说：“‘鸡汤诗人’谢世所引发的超常赞美说明，文化贫瘠时代的中国人，对鸡汤的记忆、嗜好与依赖，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的程度。
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则直接认为汪国真的诗是“假诗”。他说，汪国真的诗歌体现的所谓时代精神，以及那些带着表演成分的精神励志等，其实是拼凑出来的。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
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汪诗
从时代背景来看：汪国真的走红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20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济大潮也波及文化出版业。作为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色彩和“宏大叙事”功能的一种“反拨”，汪国真以其“轻诗歌”的风格，迎合了当时轻松化的阅读潮流和阅读趣味，其走红有一定的必然性。他与琼瑶、三毛、小虎队等共同构筑了彼时的流行文化，也构筑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从诗歌艺术来看：是不是文字浅显了，意蕴就肤浅了，就登不得大雅之堂了？恐不见得。相传，唐朝白居易每每作诗必求“老妪能解”，文字之通俗浅近可见一斑，但大概没人会质疑《卖炭翁》《琵琶行》的艺术成就。文学艺术固然高于生活，生命力却源于生活。尤其是诗歌，被称为文化大家族的小精灵，重在以无形力量一击即中穿透心扉。倘若一篇诗作，能迅速让大众同频共振，为其拨开生活的迷雾，赋予向上的力量，文字直白还是华丽就没那么重要了，反而是褪尽浮华的诗句，往往最能打动人心。
从文学受众来看：围绕着汪国真去世而产生的这场文化争论，实则反映出，到今天仍然有些人瞧不起大众文学，漠视大众文化的启蒙作用。事实上，好的大众文学、畅销书也可能蕴藏着思想的种子，一些被认为是通俗文学的作品，假以时日或许将成为经典。譬如金庸武侠作品今天已经成为大学专业研究的对象，这在当年又有谁能想到？不管是赞美还是批评，你永远无法将汪国真逐出这个时代。汪国真的诗作水平有限，但至少在大众文学领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记事本里，汪国真已成为无法绕开的存在。
从创作成就来看：诗人欧亚说：“汪国真作为流行作家，在他那个年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同时也不要拔高他的文学成就，文学本身有一个历史绵延脉络的评价体系，应该说在文学创新方面，汪国真并没有作出很大的贡献，无论是他的形式还是他表达的思想感情。他是一位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获得成功的流行作家。”《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说：“我相信人都是有判断力的，我们能分辨出汪国真的诗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敢说他是大师，就算非常推崇他的人，也不敢说他是大师。有人为他辩护，但也没有人说他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但他的确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诗人，我觉得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现象，汪国真有他的一席之地。”
多年来，汪国真的许多作品被选入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2000年，他的5篇散文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一册；2001年，他的诗作《旅程》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2001年，他的散文《雨的随想》入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语文》（基础版）第一册；2003年，他的诗作《热爱生命》入选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2007年，他的诗作《我不期望回报》入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上册；2008年，他的诗作《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入选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五年级上册。
试读他入选语文教材的一首诗――《旅程》：意志倒下的时候/生命也就不再屹立/歪歪斜斜的身影/又怎能耐住/秋叶萧瑟，晚来风急/垂下头颅/只是为了思想扬起/你若有一个不屈的灵魂/脚下就会有一片坚实的土地/无论走向何方/都会有无数双眼睛跟随你
（综合中国新闻网、新浪诗歌论坛、凤凰网・文化、腾讯网・教育、《新文化报》《新京报》《光明日报》《钱江晚报》《东南快报》）
汪国真散文 篇六
关键词：汪曾祺 恋水情结 人性 至真至纯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流贯着一脉散文化小说的创作传统，而汪曾祺的创作则开创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散文化小说可谓独树一帜。散文化小说以近乎散文的形式与诗的语言，使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情节叙事的依赖，获得了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审美空间。纵观散文化小说，它们无不散发出一种“水性”。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也不例外。这种水性外在表现为以水为背景，即故事发生在水边，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层上表现为至真至纯的人性美。
一、恋水情结——以水为背景
“在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中，水被列为五行之首。‘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洪范》）。水被看成是创造万物和万物得以生存的凭借，是世界万物的本源。《管子·水地》中论述道：‘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是万物的本源，人的生命亦来之于水。对水的迷恋也就是对生命本源的迷恋。”[1]汪曾祺对水的迷恋也是如此。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是个典型的水乡，水灌注了他的童年。他从小看运河，行船，湖上撒网，也曾耳闻目染水患肆虐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那灵魂深处的刻骨铭心的水乡情结总会自然而然地纷涌而至，以水为背景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也问过他为什么他的小说里总有水？为什么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连作者本人以前也没有意识到过。汪曾祺是这样回答的：“是这样的，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2]而在《受戒》中，这份似乎与生俱来的恋乡恋水情结得到了释放。
作品中的主角明子和英子就是生活在水乡中的，他们相识在水上，文中有一段他们相识的描写：
到了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等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莲蓬。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哗！哗——哗”
……
这是文中首次关于水的描写，寥寥数语竟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江南水乡画。写水的文字不多，但却给人水的感觉，这得益于作者他爱水，对水的依恋影响了其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他那行云流水的语言，超功利率真自然的思想使得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将这种恋水情结融入到作品中去了。
随着认识的加深，接触的频繁，明子常搭着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但划船的是明子。
在去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小英子喊起来：“明子！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
天真爽朗的小英子此时哪里知道明子的心正在翻天覆地呢，面对着水的时候，人的心特别纯净透明，而此时明子恰好就是在这四周无人的芦花荡子里，心灵的召唤已经一览无余，是的，他对小英子是心动的，只不过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只好借助划桨以摆脱心灵上的波动。在此，我们发现写水的文字也不多，但是这对水乡儿女的爱情却在芦花荡里延伸开来。水是他们孕育真爱的摇篮，水是他们激情感悟的纽带。最终，他们的结合亦在水上：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呀？”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芦花，芦穗，蒲棒，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水鸟，这些明显带有江南水乡痕迹的景致在此是功不可没的，它们在引领着读者去领略江南水乡清新淡雅的同时也见证了水乡中这对小儿女纯真大胆的恋情。于是，一种和谐的、至真至纯的人性带着水的清新荡漾成就了汪曾祺这个清丽明朗的水乡梦。
再如故事中的明子和小英子各自生活的荸荠庵以及小岛似的家，或是靠着河，或是三面被水包围着，其中描写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涉及到水的文字更是被作者一笔带过，很明显写水的文字不多，但是让人从心底里接受了他们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与水分不开。作者没有刻意地去描绘他们如何与水打交道，但是我们却总能感觉到水，在此不能不认为汪曾祺确实是迷惑人的高手。他为读者营造了一幅清丽明朗的江南水乡画，而他自己也沉浸在故乡高邮中，尽情地享受这一股柔软的、平和的、从故乡高邮静静流淌出来的水的感觉。
二、恋水情结——人物的人性美
“水”在古代哲学里是“美”的象征，道家从水中看到道之所在，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儒家把水看成“德”的象征，水是有德的。《说苑·杀言》云：“子贡问曰：‘君子之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孟子曰：“人性之美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他认为人的本性与水的本性一样，一个是趋善，一个是趋下，皆顺其自然。而汪曾祺在《受戒》中所展现的人物的人性是美好的，“他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到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点……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多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觉得儒家是去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3]《受戒》中所表现的不正是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么？作者是爱人的，他笔下的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人性亦是健康的。正如他所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要写！我一定要把他写得美，很健康，很有诗意！”[4]因此，在汪曾祺笔下，人物都带有水一样清澈透明、至真至纯的性格。
小英子和明子第一次见面的语言充满童心，天真无邪甚至可以用幼稚来概括，这种纯净的感觉如水晶般无瑕，无可挑剔，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完美的。虽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小英子并没有扭扭捏捏，更没有害羞似地避开，而是主动搭话，并主动将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子，可见她的心灵是多么的单纯，她的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心里想什么就直接问。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本色美，让我们确信人性中的健康的积极的东西。在小英子的世界里，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秩序被打破了：小英子晚上和明子一起看场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着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率真自然的小英子看到流星掉下来的时候惊呼了，因为她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和小明子一起挖荸荠，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这些都是她以农家少女特有的淳朴和大胆向明子暗示着她的爱情。又如在善因寺向明子道别时，她终究不管寺里禁止喧哗的规定，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打破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从善因寺返回的途中，在船上，小英子不让明子当方丈也不要当沙弥尾，明子都答应了。小英子更是毫无顾忌地提出：“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眼睛鼓得大大的明子以“嗯”作答时，小英子并不满意，“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终于使明子大声地说出“要！”这一简短的对话让人们看见的是一个有几分俏皮，又有几分野性的农家少女，但她俏皮得率真，野性得可爱。人性中的真和纯从这个天真少女的言行中展露出来。小英子心里想着什么就说出来，而不是故作姿态，含蓄矜持，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女孩子的含蓄之美，但看到这里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有谁不说小英子美呢？她打破了那种含蓄之美，呈现出另一种美，率真自然。那是一种不假雕饰的天然之美，天性之美，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她在对待自己的爱情上更是大胆直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自己心灵深处的人性的召唤。
与此同时，小和尚明子在超然世外的荸荠庵里过着清净的生活，无拘无束。如果用我们社会的道德伦理功利标准去评判这种人性解放状态的善恶，那是不合适的。在明海的家乡，当和尚可以有许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哪种庙都管饭；可以攒些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庙里无所谓清规，和尚们也杀猪，也吃肉，打牌，即使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炮，和尚们也跟玩杂耍似的，年轻的和尚们甚至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他们私奔失踪。明海耳濡目染着庙里庙外的生活，潜移默化，逐渐成长，他虽然做了和尚，却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还没有经历沧桑，远离狡黠，他和小英子之间的朦胧爱慕和眷恋是天性使然。第一次见面时明海面对小英子的问题都一一作答，话虽不多，但是真诚，并且接过小英子扔的莲蓬就一颗一颗地剥起来吃了，并没有推辞，这都是他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随着接触的深入，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小英子在挖荸荠的时候总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而看着小英子的脚印，明子的身上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面对着小英子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农家少女，明子心里痒痒的，这让读者不难看出明子内心的单纯，懵懂孩童的无知在这里却是那么可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再如当他们独处时，划到四面无人的芦花荡子里的时候，明子无端端地紧张，这真实地反应了他的内心世界，激动、心跳加速，只有借助外在的船桨划快点来摆脱此时激动澎湃的心。最后在芦花荡子里近乎爱情宣言似的“要”更是让我们看到他那率真可爱的一面，一个略带羞涩的小和尚形象跃然纸上。至此，明子人性中的纯真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像水般清澈透明。
“一方水土一方人”，生活在江南水乡这片青山绿水中，小英子和明海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至真至纯的人性正是汪曾祺所追求的人性的和谐。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伦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心灵世界的空虚。人始终是以面具示人，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或许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去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千辛万苦仍不懈追求的目标。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支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指导老师：王海燕）
注释：
[1]黄春慧，韩伟表：《中国散文化小说中的水情结》，求索，2008年，第1期。
[2]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页。
汪国真散文 篇七
曾一度在诗坛上掀起热潮的汪国真，有着许多的读者，他的散文也备受人们青睐。其文洋溢着诗意，剪裁讲究，不枝不蔓，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中留给人的印象是：蕴涵哲理的思想在充满活力的语言中驰聘，那如饥似渴的追求在他勇敢顽强永无停息的奋斗中闪光。《我喜欢出发》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作者以清新昂扬、充满诗意的笔调，为我们抒写了一首奋斗的赞歌。
我之所以赞赏《我喜欢出发》，是因为这篇300字的短文是汪国真散文的精品。这篇短文的闪亮之处有三：充满活力的语言，富有哲理的思考，勇于奋斗的精神。
全文语言充满活力，让人蓬勃向上、积极进取、永葆青春的活力。“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是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这富有气势的顶真、排比句，写出了作者一生永不满足的奋斗追求。他的遗憾是从“没见过大山的巍峨”开始的，可是见了大山的巍峨后又因为没见过大海的浩瀚而遗憾，他的目标在一个个遗憾中实现，他的遗憾又在一个个目标实现后产生，有无尽的目标，就有无尽的遗憾。他永无止境地追求，如饥似渴地探索，给人以积极进取、永葆青春的活力，这正应了文中的那句“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喜欢出发”，“出发”具有“追求、探索、奋斗”的意思。因此从作者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奋斗的精神，而这种奋斗的精神永远向着新的目标出发，这不正是我们新时代青年应具备的进取精神么？
富于变化的短句也体现了语言的特色。如“我喜欢出发。”“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人能走多远？”随着句式的变化，作者的情感也在变化。我们跟着作者的思绪，读着诗一样的语言，仿佛感到全身的血液在沸腾，似乎也随着作者的心声进入了奋斗的历程。“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一连用了四个“我还想”，写出了作者无尽的追求。从而也唤起人们的联想―――人生短暂，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不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来充实自己，怎么会有缤纷的人生呢？行文至此，本可戛然而止，但在作者的心中又升起一个信念：“人能走多远？这话不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树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既点明文章主旨，又道出“我喜欢出发”的内涵，情感也达到高潮，深蕴于此的哲理也得以升华，这正与苏轼登山，从“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现象中悟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以及朱熹观水，从“半亩方塘一鉴开”的景观里明白了“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道理一样，汪国真从“出发”中揭示了奋斗、追求的意义。
《我喜欢出发》一文，在主题上是积极的、昂扬而又洒脱的，这就是汪国真的风格。在这篇富有活力的散文中，寄寓着作者对缤纷人生的热爱与追求，展现出蓬勃向上、勇往直前的美好精神境界，作者以“喜欢出发”的激越情愫，高唱了一首不畏艰险、勇于奋斗的人生赞歌。
汪国真散文 篇八
很庆幸今夜是个好天气，月光如水般地倾泻下来，星星笑着对我眨起了眼睛。多么美的景色呵！不知此时天下有多少人与我共赏这美丽的月夜，这曼妙的自然之景。正如白天是热闹的一样，孤独的是夜。也只有孤独的人才懂得欣赏夜。呵呵，我也可以像个哲人一样的思考生活，将感悟化为一篇篇文章。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我看到汪国真从月亮上向我款款走来，这位曾红极一时的诗人，现在也与我一样孤独。他走到我面前，失声痛苦了起来。我理解他，生活有时真的很残酷，强大的竞争考验着每一个人。“也许，永远没有那一天 前程如朝霞般绚烂 ；也许，永远没有那一天 成功如灯火般辉煌 ”，正如他诗歌所写的一样，他失败了。他的诗歌被永远地停留在那个时代，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2001年的那次复出也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他终究还是没能重新站起来，已经很少有人会再对他的诗歌产生兴趣。但我爱他，我深爱着他的诗，他的所有作品！“太阳是孤独的，月亮是孤独的，星星却难以数计”他吟着他的哲理散文，慢慢地飞向属于他孤独的月亮，消失在永远的夜幕中。
伴着皎洁的月光，在汪国真离开的方向，我看到空气中飞舞着的细小尘埃，忽然想到那如同时光荏苒中漂泊着的失意的无奈，年华依旧似水飞流。我不得不把心思从汪国真身上，从月亮上拽回来，审视起人生的价值与追求。因为明天还有考试。
在这漆黑的夜里，我可以与李白一起纵酒高歌到天明，我可以与陆游一起抗金杀敌收失地，我可以与李清照一起欢乐一起哭，一起体验尘世的愁苦。有了他们，我也可以很自豪地对自己说：“至少我的心灵不曾孤独过。”其实我喜欢语文的程度远大于那繁琐的数学运算与怎么也弄不懂的英语，五年来一直如此。令我更厌恶的是那铺天般的考卷，实无意义且劳累身心。我真的想过退缩，但那不行，父母说，将来我是要考上大学的！
现在考上大学是所有学子的目标，我只是不想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文凭是人活在这个世上最值钱的东西，父母三番五次地训诫我说。可我却认为那也只是一张赚钱的工具，我唯一的愿望便是有朝一日能真正意义上地做到独立自由，不需要父母再为心这操心那，不需要父母再为铺平道路，而是自己去闯出属于自己的路。可是现在连独立自由的权利都没有，很悲凉也很无奈。每每在夜的陪伴下，便会想起这些。想起这些，便也时常会泪流满面。谁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真的是欲说还休呀！
汪国真散文 篇九
宽容是一种气度，也是一种美德。能够用博大的胸襟宽恕别人，生活中便少了许多以怨报怨的仇恨和无休止的冤冤相报。学会原谅别人，也会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最终的安宁。哪怕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只要相互宽容，我们的内心也会像花儿一样开得绚烂，这就是宽容的力量。宽容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生活的艺术，是看透了社会人生以后所获得的那份从容、自信和超然。有了这种智慧、这种艺术，我们就会笑对人生，从容不迫。
名家范文一
宽容是一种爱
肖复兴
有一首小诗这样写道：“学会宽容/也学会爱/不要听信青蛙们的嘲笑/蝌蚪/那又黑又长的尾巴……/允许蝌蚪的存在/才会有夏夜的蛙声。”
宽容是一种爱。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在唯利是图的商业时代，宽容同忠厚一样都成了无用的别名，让位于针尖对麦芒的斤斤计较。但是，我还是要说：宽容是一种爱。
18世纪的法国科学家普鲁斯特和贝索勒是一对论敌，他们关于“定比”这一定律争论了九年之久，各执一词，谁也不让谁。最后的结果，是以普鲁斯特的胜利而告终，普鲁斯特成为了“定比”这一科学定律的发明者。但他并未因此而得意忘形，据大功为己有。他真诚地对曾激烈反对过他的论敌贝索勒说：“要不是你一次次的质疑，我是很难把定比定律深入地研究下去的。”同时，他特别向公众宣告，发现定比定律，贝索勒有一半的功劳。
这就是宽容。允许别人的反对，并不计较别人的态度，而充分看待别人的长处，并吸收其营养。这种宽容是一泓温情而透明的湖，让所有一切映在湖面上，天色云影、落花流水。这种宽容让人感动。
我们的生活日益纷繁复杂，头顶的天空并不尽是一片灿烂的金黄色，脚下的大地也不如天安门广场一样平坦。烦恼、忧愁、甚至能让我们恼怒、无法容忍的事情，可能天天会摩肩接踵而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抽刀断水水更流。我说的宽容，并不是让你毫无原则地一味退让。宽容的前提是对那些可宽容的人或事，宽容的核心是爱。宽容，不是去对付，去虚与委蛇，而是以心对心去包容，去化解，去让这个越发世故、物化和势利的粗糙世界变得湿润一些。而不是什么都要剑拔弩张，什么都要斤斤计较，什么都要你死我活，什么都要钩心斗角。即使我们一时难以做到如普鲁斯特一样成为一泓深邃的湖，我们起码可以做到如一只青蛙去宽容蝌蚪一样，让温暖的夏夜充满嘹亮的蛙鸣。我们面前的世界不也会多一份美好，自己的心里不也多一些宽慰吗？
宽容是一种爱，要相信，斤斤计较的人、工于心计的人、心胸狭窄的人、心狠手辣的人……可能一时会占得许多便宜，或阴谋得逞，或飞黄腾达，或春光占尽，或独占鳌头……但不要对宽容的力量丧失信心。用宽容所付出的爱，在以后的日子里总有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也许来自你的朋友，也许来自你的对手，也许来自你的上司，也许更来自时间的检验。
宽容，是我们自己一幅健康的心电图，是这个世界一张美好的通行证！
【提示】
肖复兴，北京人，当代著名作家，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在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大中小学的教师6年，曾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数十部。近著有《音乐随笔》、《音乐的隔膜》、《聆听与吟唱》、《遥远的含蓄》、《浪漫的丧失》等。曾多次获得全国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音乐随笔》获首届冰心文学奖。
在本文中，作者阐明了宽容的重要性，并把宽容上升到了爱的高度，还告诉我们怎样理性看待宽容，这些观点和见解都能给我们带来启迪。
名家范文二
宽 容
汪国真
宽容与刻薄相比，我选择宽容。因为宽容失去的只是过去，刻薄失去的却是将来。一个不懂宽容的人，将失去别人的尊重。一个一味宽容的人，将失去自己的尊严。
对待别人的宽容，我们应该知道自惭；我们宽容地对待别人，应该知道自律。
宽容者让别人愉悦，自己也快乐；刻薄者让别人痛苦，自己也难受。
如果别人已不宽容，就不要去使劲儿乞求宽容。乞求得来的宽容，从来不是真正的宽容。
如果你还要想宽容别人，就不要等到别人来乞求。记住一句老话：“给”永远比“要”令人愉快。
【提示】
汪国真，祖籍厦门，1956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初中毕业后在仪器厂当过7年工人。1978年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开始创作现代诗。1982年大学毕业后，汪国真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此后他创作的诗歌陆续在报刊发表，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追捧，手抄本和盗版诗集在民间疯传。1990年，汪国真出版第一本诗集，由此形成风靡文化界的“汪国真现象”。近年来，汪国真转向书画创作和作曲，已创作数百首乐曲。《宽容》这篇小文可以当散文诗来读，不仅是因为其句子的优美，还因其内涵的丰厚。当然，也可以任选两句自己喜欢的文字当作格言或座右铭。
名家范文三
宽 容
许怀中
翻开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史，有许许多多关于宽容的记载、传说。
清代康熙年间“六尺巷”的传说，便是古人宽容的杰作。传说当年桐城吴家在造屋时欲将院墙向外扩张，张英家人提出了抗议，吴家人并不理会，依旧我行我素。见此，张英家人情急之下修书一封，遣人快马飞驰京都，期待当朝宰相张英能出来说说话，以阻止吴家越界扩建。张英收书后，就批诗一首寄回，诗云：“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的家人细读回书后，豁然开朗，遂退让三尺。当朝权臣如此大度，不但未仗势压人，反而以忍谋和、以让求睦，深深感动了吴氏一家。吴家也向后退让三尺，再垒墙，巷道由此拓宽成六尺，遂留下了传颂至今的“六尺巷”。
在我们生活的体验中，虽然有时忍耐、宽容是痛苦的，但是它的结果是甜蜜、美好的。正如纪伯伦所说：“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流血和宽容的心，铸就伟人的品性。会宽容的人，往往也受到别人的宽容。宽容是无私的，是无功利性的，它是博怀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获得别人回报的手段。
宽容是一种爱，和爱融合。哲人斯宾诺说过：“人心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爱和宽容大度征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任何信念。”大文学家冰心老人就把爱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爱心就有一切。”宽容和爱心同步，共同构建了和谐社会。
【提示】
汪国真散文 篇十
关键词：戏剧改良；话剧诞生；汪笑侬；影响
中国话剧发轫于20世纪初，但“话剧”一词迟至1928年以后才出现，其首倡者是田汉和洪深。关于中国话剧的诞生，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这是“舶来品”，近些年来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定论。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明确指出：“话剧，作为一种西方戏剧形式，是在19世纪末经由西方侨民传入中国的”。中国话剧的奠基和发端一般被认为是1906年春柳社的成立。春柳社公开发表的《演艺部专章》里宣称“演艺之大别有二：曰新派演艺（以言语动作感人为主，即今欧美流行者）；曰旧派演艺（如吾国之昆曲、二黄、秦腔、杂调皆是）。”这就将中国古典戏曲与近现代话剧截然两分。但实际上，西方的影响当然是一方面，但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在另一块土地上扎根，必须有适宜的土壤。也就是说，话剧的诞生实际上是从中国本土的戏剧改良开始的。汪笑侬正是清末民初戏曲改良的先驱和代表性人物。
汪笑侬（1858-1918），原名德克金，又名，字润田，号仰天，别署竹天农人，满族人。出身官宦家庭，1879年中举，但他无意追求功名，因性情刚直被劾罢职。1894年正式投身戏曲界。
汪笑侬擅长诗词，一生创作、改编、整理了京剧剧本三十余种，有《哭祖庙》、《党人碑》、《受禅台》、《博浪椎》、《瓜种兰因》等等。他创作、改编的戏曲剧本大多取材历史故事，借古喻今，隐刺时政。对清政府腐败进行讽刺和抨击，宣传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想。
由于汪笑侬是清末戏剧改良的代表性人物，所以我们主要以汪笑侬京剧改良为例，考察戏剧改良活动对中国话剧诞生的潜在影响。
一、念白的增多与唱词的减少
话剧指以对话为主的戏剧形式，虽然可以使用少量音乐、歌唱等，但主要叙述手段为演员在台上无伴奏的对白或独白。所以戏曲史上念白增多唱词减少的趋势正与由传统戏曲向现代戏剧（尤其是话剧）转化的趋势一致。
念白增多唱词减少与昆曲的衰败不无关系。光绪中期是京剧兴盛而昆曲落败的转折点，以后昆曲虽然有过几次短暂的热闹，但终归无法与京剧相比。何墉在《乘龙佳话》序中说：“自有京调梆子腔而昆曲不兴，大雅沦亡，正声寥寂。”昆曲以情节复杂、曲词典雅、形象动人著称，曲律严格，唱词在剧中明显占据主要地位，而京剧唱词相对来说要简单许多。
汪笑侬就有很多自昆曲改编京剧剧本的经历，主要有《党人碑》、《洗耳记》、《马前拨水》、《博浪锥》、《桃花扇》等几部。以他最富盛名的《党人碑》为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趋势。
《党人碑》是汪笑侬根据清人丘园同名传奇改编的京剧剧作，首演于1901年。昆曲《党人碑》内容取自宋徽宗时刘逵反对蔡京立党人碑的事情，目前尚未见有完整版本，可见版本只剩第三出至第二十八出。而京剧《党人碑》只有四场，相较而言，在情节上仅和丘园《党人碑》的第七、第九出相似，讲的是谢琼仙醉酒后见碑文将司马光、坡等贤臣视为奸党，一怒碎碑，被蔡京、童贯等奸臣打入大牢，金兰兄弟傅人龙将之救出的故事。汪笑侬并非为改编而改编，而是借此故事来影射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害，剧中说：“权臣乱政无人管，反把贤臣当奸谗”，无情揭露清政府屠杀爱国志士的罪行。
从传奇《党人碑》到京剧《党人碑》，改变之处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人物的大幅缩减；二是结尾由皆大欢喜变开放式；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在剧情大幅缩减的同时，那些繁复严密的唱词不见了，代之以简洁的几句点睛之笔，而念白却大大增加。
比如昆曲《党人碑》“拜帅”一折，唱词所占比例很高。我们取其中一段为例：“【沽美酒】只见前营移动，不觉又是后营忙。（丑）[笛曲]这是三圣圣又是三阳阳[二记]。（同唱）[唢呐]众儿郎一个个身披铠甲，手挽雕弓，挨挨挤挤，都去闹城墙。（丑）[笛曲]也么阳阳阳圣也么圣阳阳[藏扎]。（同唱）[唢呐]又只见众儿郎打歪歪，左右两队分。（走马介）[夺头收]（丑）[笛曲]这是三圣圣又是三阳阳[藏扎]。（同唱）[唢呐]又听得马儿嘶嘶嘶，车儿，炮儿烘的烘，鼓儿咚的咚，奔儿奔的奔，熙儿熙的熙，都是一帮歪赖军……”这一大段唱词几乎没有夹杂念白。就算是念白比较多的部分，唱词与念白也是平分秋色的。但到了汪笑侬改编的京剧剧本《党人碑》里，念白的数量已经明显多于唱词。汪剧剧本一共四折，第一二折唱词相对较多，也只有三段十六句，第三折只有三段十二句，第四折一共四段十六句。但每折的念白多则六七十句，少也有三四十句，两者相比可以明显看出汪笑侬的戏剧改良是由以唱词为主向以念白为主转换的过程。
这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对宣传思想与塑造形象的需要有关，也是戏剧自身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汪笑侬剧本唱词的减少与念白的增多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表现。稍后1904-1905年刊于上海《新小说报》的《警黄钟》，其第四出《醉梦》，全出以副净末丑等上场，而竟无一曲，几乎相当于无实景有程式化表演的话剧了。可见，这是清末民初戏剧改良的共同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念白不仅在戏曲中越来越重要，从仅仅承担介绍人物功能的“宾白”，一跃而成为作品中用对话表现重要情节的媒介，而且，这些念白也并非原来的骈体韵白，而大多采用日常口语。曲白比重的倾斜以及“白”的作用和语言特色的变化，是近代传统戏曲向现代戏剧（包括话剧）转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曲律的解放与唱词的散文化
清末的传奇、杂剧虽然还保留着宫调和曲牌的形式，实际上已经不按曲牌的要求谱曲，即所谓不合律。革新中的京剧也是如此。随着戏剧内容的革新和表现时代内容的需要，剧作家很自然地要求冲破曲律的束缚。曲律的解放是戏剧革新在音乐体制上的必然趋势，也是传统戏剧向现代戏剧过渡的标志之一。
唱词的散文化始终与曲律的解放相伴相生，曲律相对自由意味着添字缺字自由发挥的可能性，形成了最早的散文化唱词。在戏曲改良之中，不仅念白的分量大大增加，就连硕果仅存的少数唱词，也实现了自由化、散文化，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戏剧改良已经昭示了现代话剧的诞生。
我们仍然以汪笑侬的京剧改良为例。汪笑侬戏剧中的唱词不受格律束缚，多有所突破。他自己就说过：“格律原为人所创造，何妨由我肇始。”他的唱词有的句式很长，打破了京剧唱词七言和十言的格式，有时长到二十字、三十字甚至四十字，如《受禅台》。
汪笑侬京剧《受禅台》讲述了汉末华歆等人逼汉献帝禅让于魏王曹丕，献帝在受禅台下忍辱交出玉玺的故事。剧本中唱词以十字为主，但却有很多散文化长短不一的唱词，较长的比如：“我只得一字字一行行字字行行草写诏书泪湿袍服。”“欺寡人好一似凤退翎毛怎能高飞，欺寡人好一似飞蛾扑火身落在油内，欺寡人好一似舟到江心风狂浪大悠悠荡荡难以转回！可叹我刘氏四百载二十四代乾坤一旦倾。”等等。除了句末押韵没有取消，已经完全成了自由化、散文化的新体诗句式。他又常在句中加字，词中加字，使唱词更加自由灵活，给人以活泼新鲜的感觉。比如根据《三国演义》第一一八回“哭祖庙一王死孝”改编的剧本《哭祖庙》，最后一场有一段一百句的唱词，都是些不很齐整的散文化句式，比如：“贼邓艾孤军深入利在速战，那时节吾父子们烧了成都退守深山；率领着军民人等文武百官再围都城战，贼邓艾在成都他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战也不能战、守也不能守，既无有粮、又无有草，三军自乱，杀得他片甲不还。”“叹先皇数十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昼夜杀砍马不停蹄才得来这三分帝鼎一隅的江山，他断送在眼前！”等等。都破除了严格的曲律束缚，实现了唱词的散文化。这是话剧扎根中国的适宜土壤。
三、时装剧的兴起与道具布景和动作的实体化
其实汪笑侬所编演的剧目多数还并不是时装戏，而是古装戏，但由于它们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又能紧密配合当时社会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这些剧目强烈地引起中国人民的共鸣。除了这些借古喻今，有着强烈现实批判精神的历史剧外，真正能算作时装剧的大概只有写波兰与土耳其战，兵败求和的惨痛历史的《瓜种兰因》一剧，该剧又名《波兰亡国惨》，以波兰亡国的惨痛教训，警告中国人，是一出号召救亡图存的时装京剧。此后，汪笑侬与上海戏剧同行合作，演出了《宦海潮》、《张文祥刺马》等富有民主革命色彩的新戏，甚至还编写过文明戏《法律精神》。
与汪笑侬同时或稍后从事京剧改良的还有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等一批爱国艺人。关于夏氏兄弟和潘月樵等人在上海进行京剧改良的情况，洪深在《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一文中有过记载：“夏月润到日本去了一次，认识了市川左团次。回来集合了几个同志，组织‘新舞台’，在上海十六铺造了一所比较新式的剧场。那戏台可以转的，布景等一切，有了相当的便利；那戏的性质，不知不觉的，趋于写实一途了。演员们穿了时装，当然再用不来那拂袖甩须等表情。有了真的、日常使用的门窗桌椅，当然也不必再如旧时演戏，开门上梯等，全须依靠着代表式的动作了。虽是改革得不十分彻底，有时还有穿着西装的剧中人，横着马鞭，唱一段西皮，但表演的格式与方法，逐渐的自由了。而且模仿式的动作也多了。他们最初所演的《新茶花》、《黑籍怨魂》，稍后所演的《明末遗恨》、《穷花富叶》等‘新戏’，不但多少含着些民族思想，社会思想，尤其是那编剧表演的结果，能使得妇孺皆晓。”洪深这段话是写夏氏兄弟等人的时装剧改良，但实际上概括了那个时代京剧改良的全貌。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就是时装剧的兴起，“演员们穿了时装，当然再用不来那拂袖甩须等表情”。这里已经隐隐暗示了第二种改变：中国戏剧特有的程式化虚拟化表演，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有了真的、日常使用的门窗桌椅，当然也不必再如旧时演戏，开门上梯等，全须依靠着代表式的动作了”，程式化表演的废除有赖于道具布景的实体化，而实体化的道具布景正是话剧所采用的舞台布景方式。
诚然，以上所述的吴趼人同名小说改编的京剧《黑籍冤魂》1908年6月在上海首演，而前一年，话剧《茶花女》已经在东京上演。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新兴的话剧对京剧改良的影响。但是，早在1890年，上海就开始出现了取材于报纸新闻的时装京剧《任顺福》，在这之前，上海天仙茶园还上演过《铁公鸡》，丹桂茶园也演过《左公平西》，穿时装，演当代历史，大约算是最早的时装戏了。这足以证明时装戏的兴起在话剧之前。
因此我们可以说，时装京剧的出现推动了以反映现代生活为主的话剧的出现，而道具布景的实体化与程式化表演的减少甚至废除，则与后来话剧的布景与表演方式如出一辙，我们很难否定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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