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这里是白话文整理的徐志摩散文范文通用7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徐志摩散文 篇一
梁遇春1906－1932是现代中国一位极有个性的散文家，也是文学天空中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他只活了短短的26岁，作品除了一些译作之外，只有寥寥的十几万字，但他那别具一格的散文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梁遇春比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1897－1931略小几岁。徐志摩34岁那年，由于飞机失事而告别了这个世界，这在当时曾引起很大反响。徐志摩的生前好友写了许多悼念痛惜他的文章。梁遇春这篇《吻火》便是其中的一篇。
我们可以看到，在梁遇春的笔下全然没有那些廉价的谀词和煽情的文字。他只抓住了徐志摩生前留给他的一种印象，从徐志摩的眼睛谈起，然后点出徐的一句典型语言，由此说到徐的人生态度，用“吻火”两个字对徐的生命追求作出了生动、简练的概括。
鲁迅先生说过，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作者对徐志摩的眼睛的描写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这里完全不是写实，而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徐志摩生命特征的一种感受和体验。感受是因人而异的，只有作者这样的人才会在徐志摩的黑眼睛里发现那种不同一般的银灰色，只有作者这样的人才能在那种银灰色的眸子中看到一种不同一般的、充满了惊奇和探究的眼神，同样，也只有作者这样的在欧洲文化中浸淫很深的人才会由此联想到希腊雕像的那种情调。所有这些，不仅着意突出了徐志摩那种敏感的气质和执著的人生态度，而且显示了梁遇春独具个性的感受力和表现力。在众多的纪念徐志摩的文章中，这篇只有几百字的短文所以能流传下来并得到后世读者的喜爱，恐怕正是出于这种原因。
如果说文章的前两段主要在于描绘徐志摩那双充满惊奇的眼睛，那么后两段作者则基本上是围绕“吻火”这两个字在发议论。徐志摩向别人借火点烟的时候，别出心裁地用英语说出了“吻火”这个词，在诗人本身，也许是一时心血来潮，借以传达一种俏皮、幽默的情趣，然而，对于作为回忆者的梁遇春来说，这两个字却唤醒了他对于徐志摩一向的人生态度的联想，启发了他的一种写作灵感。于是他机智地把人生的经验比作一团烈火，对比一些人敬而远之、“隔江观火”的态度，徐志摩积极投入、热情拥抱人生的姿态，可不就是对于生活之火的亲吻吗？末了一句，暗指徐志摩的飞机失事，既有痛惜，更是对徐志摩的人生态度的积极肯定和热情赞美。以对人世火焰的最后一吻来结束全文，也照应了题目，使文章显得浑然一体。
徐志摩散文 篇二
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的生活。
1910年，徐志摩十四岁时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为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
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老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的社会，他决心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心中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经济系。
“五四”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才华横溢的笔耕狂人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
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在独自领略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郁达夫曾把跟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
徐志摩在其将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外，同时还写了一些小说、剧本并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断断续续又写了一些，共计十一篇，后以《》为题合集出版，这是他的唯一的小说集。
他的小说多用浪漫主义的笔法，着力于人物的内心感受的发掘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在小说中，作者又好用诗的句型、艳丽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笔调，因而，他的作品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独特的华丽”的格调。
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中，翻译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写诗也译诗，他创作小说、散文，也翻译小说散文。
1925年，他在编《晨报副刊》时，又翻译了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并连载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并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译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说《玛丽·玛丽》，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译过一些诗和散文。
一轮新月当空
1923年春，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
《诗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个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沈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出了四期，陈梦家在1931年9月，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十八家诗人八十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从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
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为情所困黯然逝去
徐志摩在英国时候结识林徽因，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徐志摩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苦苦地追求林徽因，并不惜与发妻张幼仪离婚。但林徽因经过理智的思考后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济南号”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的中国建筑艺术演讲会。
徐志摩散文 篇三
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进人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1919年，他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这期间，他的眼界开拓了许多，也和很多当时的世界名人有了交往。1920年，徐志摩追随大哲学家罗素来到英国的康桥。这一次的康桥之行，是他第一次来到康桥，从此，他就和康桥有了不解之缘。在这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于情感世界，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正如徐志摩自己所说-“.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徐志摩《吸烟与文化》）
在康桥的两年时光，徐志摩每天都尽情的呼吸康桥的空气，每天都在康河边自由自在的漫步。康桥的自然风光洗涤了诗人的心灵，康桥浓厚的人文气息也熏陶了他的情操。他把大自然的美，自己的心情，以及自己对美的自然、美的人生、美的梦想的追求开始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情感丰富，语言空灵，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写作风格。
徐志摩对康桥有一种特别的爱，特别的情，或者说，他有一种康桥情结。这种情结对其人生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而康桥里的那条康河，更是在诗人的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诗人的诗歌生涯里，那就是他的母亲河，是他写作的灵感源泉。这一点，徐志摩这在他的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有过描述：“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
就这样，徐志摩每天都在康桥这样的诗情画意中徜徉。旧式包办婚姻带给他的痛苦已慢慢的消失不见。直到1920年的冬天，徐志摩在康桥见到了林徽因，邂逅了一位他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女子，他对林徽因一见钟情，迷恋其中，不可自拔。从此，他的感情世界又开始丰富起来。1921年徐志摩坚决地与原配夫人张幼仪离婚，开始追求自己一生中的浪漫幸福。
从此，徐志摩和林徽因，在康河，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为浪漫的时光。康河桥畔，留下了他们花前月下的背影，那河畔的金柳，那河里的青荇，湖面的轻波，天上的星辉，都是那一场倾城之恋的见证。
或许，只有康桥，那条小河，才能赔得起他们美丽的相逢。徐志摩是林徽因一生中第一个爱上的人，而徐志摩虽然结果婚，但那并不是他的本意，或许在潜意识里，他并不爱张幼仪，林徽因才是他的初恋。
只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林徽因的父亲还是知晓了他们的情况，并把林徽因强行召回了国内。1922年，徐志摩也怀着自由民主理想的回了国，然而却发现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根本没有实现他政治理想的余地。心情不佳的同时，他又听到了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的消息。这让徐志摩倍受打击，差点沉沦下去。直到他后来遇到了陆小曼。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了婚，结婚典礼请了老师梁启超来祝词，却遭了老师的一顿痛骂。婚后的日子也过的不是很如意。陆小曼交际花出身，改变不了那种风月场的奢靡生活。还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而后与翁瑞午有染。这双重的人生际遇应该对徐志摩的人生有莫大的影响。
1928年的秋天，徐志摩再次去了康桥，这是他第三次去康桥。只是再没有了前两次的心境。当诗人再次来到康桥，见到了自己梦里的康河时，心中应该是激动喜悦，又夹杂着失意。他的言行举止间，，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诗人在第二次去康桥时曾表示“来年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检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绵的销魂踪迹”。可现在，当他来了，伊人不再，梦也已经不再。
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徐志摩写下了他的不朽名作《再别康桥》。在诗中，诗人有着对往昔生活理想的略带温暖的回忆，那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心头荡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诗人却只是甘心做一条水草，来表达诗人历经理想和爱情破灭打击后的种种无奈。
如果说，徐志摩将康桥看做自己的灵魂圣地，那康河就承载着他的梦，他的理想，他的爱情，甚至他的一生，都沉淀在康河里。只是，梦都有要醒的时候，醒来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散文 篇四
关键词： 徐志摩 游记散文 西方人形象
徐志摩是“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浸淫了诗人浓厚的浪漫情怀、对自由和理想的追寻。三次欧游经历，以及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素养和西方文化的浸润，使他的创作获得了开阔的视野和无限的外延性。纵览徐志摩的作品，很多涉及了西方人形象，比如他的诗歌《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他的一些游记散文，等等，特别是徐志摩的游记作品为他的形象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当代形象学研究的奠基者巴柔教授就十分重视游记作品，他在多篇论文中论及游记在形象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它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关系。［1］
一、表现他者和言说自我
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出版了《巴黎的鳞爪》。这部欧洲游记不仅表现了徐志摩对欧洲的印象，也传播了欧洲的文化和艺术，塑造了一个复杂、多面的欧洲形象。［2］这里是浪漫与梦幻的天堂，有着浓郁的艺术氛围，历史遗迹和文化名流给这片土地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在巴黎，徐志摩仿佛行尸走肉般孤独寂寞地感慨时世，凭着感情的驾驭，拾取了五光十色的“鳞爪”。“巴黎”，这是一个迷人的字眼，堪称近代人类意识襁褓的城市。这里自然与你亲近，香草、春风、微笑与你相伴。卢浮宫倩影迷离，塞纳河柔波荡漾，咖啡馆里笑声软语，跳舞场上酒香醉人、身姿曼妙。巴黎就是一个梦境，醇醉了诗人。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在纸醉金迷中，作者终究未被巴黎的漩涡给卷了去，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巴黎，亦真亦幻。他在这里结识了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的巴黎女孩，以及生活在底层的巴黎画家，等等。作者掀开了巴黎华美的窗帷，看到了浮华背后的普通人的辛酸疾苦。
英国，是徐志摩受到影响最深的地方。剑桥轻松自由的学术文化氛围正契合了徐志摩的个人气质，康桥的灵性和诗人的体验冲开了他情感的闸门，开启了他的诗魂。1928年，徐志摩故地重游，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写成了《再别康桥》这首传世佳作。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在徐志摩笔下尽情呈现的西方人形象中也必然流露出自我形象。每一篇游记散文在诗人的笔下都充溢着满腔的诗情，在对欧洲自然风景、人情风俗的描绘中，展现出作者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理想的追寻，诗人的浪漫气质诉诸笔端，流转于文字之间。那个“九小时的萍水缘”的巴黎女子，在生活现实的打击之下，开始了对东方的美好向往。面对巴黎浮华的背后，诗人表现出了文化的优越感；然而巴黎女子又在东方遭遇了更大的创伤，东方的美好想象被打破，诗人心灵的舒适状态也被打破。现实里“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在《吸烟与文化》中，徐志摩借剑桥文化张扬了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展现了诗人的教育理想。因此，徐志摩笔下的西方人形象是他在西方现实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做出的认同与否定，体现了他所属群体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范式，是对自我的隐喻性表述或象征。
二、集体想象和个人经验
谢夫莱尔说，游记说出了撰写者的精神、心理结构，常能揭示出对异国的先入为主的看法——集体描述。同时，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相互间的曲解、夸饰和想象是必然的，因此，形象服从的不是写实定律，而是民族想象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性。［3］所以对于形象学的探究不应着眼于形象的真实性问题，而应着眼于产生作者笔下的形象的历史文化层面的分析。
同时期，在很多出游欧美的作家笔下，都展现出了西方优越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巴黎是繁华的代名词，英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作家只能在这里“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除却集体想象，徐志摩笔下的西方形象也是作家个人经验的总结。徐志摩关于西方的印象一方面来源于前人经验的总结，早前康有为就写有欧游散记，再加上其他作家的各种文字记录，形成了徐志摩对西方的前期想象。另一方面在接触到的各种东西方的文本中，徐志摩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浸染，沉迷于西方独有的文化形式，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徐志摩追寻罗素的故事。当然，文本中所呈现出的西方人形象也离不开作家本身的精神气质和想象的创造。
布吕奈尔等著的《形象与人民心理学》中表示，形象的产生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4］正因为此，与徐志摩同时代的作家老舍和诗人李金发，他们笔下的英国形象就与徐志摩笔下的不同。老舍在塑造英国形象时更多地描写了英国的国民性，借以反思自己的国民性。李金发在《我在巴黎的艺术生活》中讲述了自己作为弱国子民在巴黎所受到的非人的待遇和歧视。而徐志摩则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依恋之乡”——康桥。徐志摩从小家庭殷实，并且是作为留学生出国，他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旅游，去接触大自然。另外，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接触的都是英国上层社会中的名流，因此他笔下的英国是一个景色优美、科学先进、自由民主的国家。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舍，他去英国是教书，是谋生，他有一种有别于徐志摩的“受压迫”的特殊感受。所以，在塑造英国形象时带有批判反抗意识，他清醒地看到了英国人的丑恶嘴脸和侵略意识。同时期的李金发，去巴黎学习雕塑，在特定的时代，生活学习压力都不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由派诗人徐志摩的游记相比于其他作家更具有文学色彩。所以，观察者的政治倾向、社会身份、价值观念、个人性格，还有各种不为人知的潜在因素，等等，都影响着游记者对目的国的观感、态度和评价，以及最终的书写。［5］
三、精神家园和救世理想
徐志摩欧游时的西方，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没几年，各国依然沉浸在战争的阴霾之中。英国虽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蒙受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战后的英国经济上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繁荣，但是国内的各种矛盾孕育着1929年的经济危机，浮华的表面掩盖着各种矛盾。虽然如此，西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先进的科技还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者。而此时的中国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的革命和体制的变革蓄势待发，国内局势剑拔弩张。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也打开了国人的视野。在与西方的接触比较中，中国愚昧落后、相形见绌。1922年10月徐志摩离英回国，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形势正如火如荼，民众需要获得思想的启蒙和引导。正如茅盾先生所说的：“中国现在正需要拜伦那样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学，以挽救垂死的人心。”徐志摩接过了反抗的接力棒，组建新月社，但时时受到攻击。他参与“胡适派”文人发动的与军阀当局争人权、要法治、实现宪政民主制度的一场政治活动，但最后在军阀政府的高压下归于失败，这给徐志摩“自由”的信仰很大的打击。在纷争不止的时代，徐志摩虽然没有走到革命的最前沿，但他追求自由、个性解放，反对旧文学桎梏，砸碎社会枷锁的勇气内合于西方文化。面对无处安放的灵魂，诗人正是在西方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徐志摩在《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一文中，比较了东西方政治的区别，认为英国的民主政治不像美国人那样是带有感情作用的或者是大吹大擂的政治。他迷上了英国的政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作者的诗性得到了激发，政治理念得到了改观。初出国门的徐志摩其文风还是梁启超式的，行文用字还颇显中国古典特色。在英美留学以后，特别是从英国回来以后，文风突变，情趣幽默，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西学的影响。从主修政治经济学到投身文学，徐志摩身上的文人气质，以及所受到的西方诗人的影响，让他主动担当起了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重任。面对战争环境下人民濒临绝境下的生活，徐志摩写了很多作品去批判社会现实，去倾吐心中的压抑与愤懑，表达对下层人民悲苦的深切同情，如《灰色的人生》、《先生！先生》等。在《再剖》中，徐志摩反思自己道：“我恨的是这时代的病象……我不是医生，不会治病；我就有一双手，趁它们活灵的时候，我想，或许可以替这时代打开几扇窗，多少让空气流通些，浊的毒性的出去，清醒的洁净的进来。”
徐志摩笔下的西方形象是他关照西方文化，并与东方文化相比照而产生的。在他笔下，西方的精神文化是一种新文明的源泉，可以纠正自身文化中有害的观念。而他展现西方形象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构和超越，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身形象。诗人的理想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正是顺应了中国20世纪初的文化潮流，体现为这个时代的普遍理想。在作家笔下，西方承载着厚重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家园，寄托着东方的救世理想。
所以，徐志摩游记散文中展现的西方人形象有其复杂的成因，这些因素同时构成了徐志摩创作的独特性和超越性。
注释：
①梅启波。作为他者的欧洲：欧洲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传播。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第1版）：93.
②同上，P104.
③孟华。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67.
④同上，P113.
⑤陈晓兰。徘徊于理论与现实之间——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苏游记中的苏联形象。兰州大学学报，2008，VOL36，（3）.
参考文献：
［1］柯灵。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东方与西方。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12.
［2］梅启波。作为他者的欧洲：欧洲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传播。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第1版）.
［3］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3，（第1版）.
［4］孟华。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
徐志摩散文 篇五
Abstract: Xu Zhimo in the literary arena has been the writer who quite receives disputed, relies on its talent creation inspiration, created the excellent work which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This article in grows the background to Xu Zhimo to carry on the summary analysis in the foundation, unifies Xu Zhimo's individual work, proposes some own viewpoint and the view regarding the Xu Zhimo poetic composition.
关键词：徐志摩 诗歌翻译 诗歌创作
Key word: Xu ZhimoPoetry translationPoetry creation
作者简介：李悦，女，汉族，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计算机系辅导员
一、徐志摩诗歌创作的经历
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作为深受大家喜爱的诗人，徐志摩在诗作上具有天才般的造诣。徐志摩曾在英国留学多年，对于英国文学的典籍颇有研究，回国以后，他又在众多知名学校任教，主要教授英美文学。可以看出，徐志摩的中英文功底都是非常深厚且对于文学创作是颇有造诣的。
在英国，徐志摩不仅成长为一个颇具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性格的知识分子，同时由于受到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很多作品的影响，在诗作上给徐志摩极大地启发。其中对徐志摩影响最为深刻的，具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就是英国的雪莱、拜伦和华兹华斯。徐志摩在诗作中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对新诗体的实践与改革。他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实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节化’(那就是诗化)，才可以获得诗的认识，要不然思想自思想情绪自情绪，都不能说是诗”。正是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徐志摩在诗作过程中尤为重视诗句的旋律美、节奏美和诗形的美，从而他的事总给人以甜蜜、轻盈的美感。
在徐志摩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创作了诗集《志摩的诗》、《猛虎集》、《云游》和《翡冷翠的一夜》以及散文集《巴黎的鳞爪》和《落叶》等作品。在其众多的作品当中，最具影响力的还属他的诗歌。人们在提起徐志摩的时候，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由于新月派从开始形成直到消亡的期间，都与徐志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创作也充分体现出了新月派的鲜明特征。
二、对于徐志摩诗作的评价
虽然徐志摩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在今天我们应该把他的诗看作是文学上的一种文学现象来加以分析，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即使是对于徐志摩作品极其反感的那些人，在多年以后对那些作品进行重新批判的时候会发现徐志摩的作品“该到，还没有倒吧”，倘若真的“该倒，但又持久不倒”，难道这其中没有一定的原因吗？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定与其自身所成长的环境和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理念相融合，其作品也或多或少体现出作者自身的主观思想。著名作家卞之琳曾对徐志摩做出过评价：“做人第一，做诗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就诗论诗，不能以人论诗。我们分析诗的时候，不能把对诗人思想的分析作为主流进而忽视了对诗本身的分析。应该从诗的本身出发，适当结合作者的思想。
文坛里为什么会有众多学者对于徐志摩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呢？我们以徐志摩翻译布莱克的作品《猛虎》这首诗的第一节为例，原文是：
Tyger！Tyger！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徐志摩的译文是：
猛虎，猛虎，火眼似的烧红
在深夜的莽丛，
何等神明的巨眼或是手
能擘画你的骇人的雄厚？
同样的一首诗，由现代作家飞白翻译之后的版本与徐志摩相比则逊色很多，他将Symmetry这一单词直接翻译成“匀称”，而整段翻译成：
老虎！老虎！火一样辉煌
燃烧在那深夜的丛莽
是什么超凡的手和眼睛
塑造出你这可怖的匀称？
相比之下，徐志摩翻译的诗句无论从意蕴上还是从音韵中，或是从诗的整体性上看都要比飞白翻译的要好的多。他用生动的语言把自己对于诗句本身的灵通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徐志摩诗全集》中的一些译诗可以发现，失范者还是占多数的。徐志摩作为一名诗人虽然能够在翻译过程中能够体现神来之笔，但是他始终与原文的结构、韵式和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有很大的出入，同时还存在一些主观增减原文或粗心大意之处。此外，在选择翻译诗歌的主题上，徐志摩也过于简单化、主观化和随性化。3、对于徐志摩诗作的总结
但是我们知道，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的宗旨是使诗的形式和内容都表现出美得力量，进而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朱湘、闻一多等诗人都对于新诗格律化与形式美进行了尝试，他们都强调诗体本身的内在协调，同时也强调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而徐志摩医生在诗歌艺术上也在不断地进行探索追求创新，为新诗的开拓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因此，本文通过对于徐志摩的成长背景的简要分析以及其翻译一首诗歌的一部分简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徐志摩诗作的评价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于徐志摩的文学贡献加以肯定，同时，也要秉持无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对其进行扬弃。
参考文献：
[1]陈从周。徐志摩年谱[M].上海书店， 1981.
徐志摩散文 篇六
据粗略统计，民国国文课本选徐志摩作品20篇，入选作品数量仅次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冰心、朱自清、夏D尊、丰子恺、林纾等学者作家。
诗歌选8首。《一小幅的穷乐图》（沈星一《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1册，中华书局1924年版）、《沪杭车中》（朱文叔《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2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版）、《五老峰》（朱文叔《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4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版）、《再别康桥》（戴叔清《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第1册，上海文艺书局1933年版）、《苏苏》（蒋伯潜《蒋氏初中新国文》第2册，世界书局1937年版）、《无题》（赵景深《初中混合国语》第2册，青光书局1946年版）、《车眺》（吴拯寰《标准文选》第1册，三民图书公司1946年版）、《西伯利亚》（王任叔等《新编初中精读文选・语体文》第2册，文化供应社，出版年不详）。
散文选9篇。《曼殊斐儿》（郑次川、吴遁生《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读本近人白话文选》，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泰山日出》（叶圣陶、顾颉刚《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6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我所知道的康桥》（朱文叔《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6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版）、《政治与民众》（朱文叔《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2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版）、《海滩上种花》（朱文叔《初中国文读本》第3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婴儿的出世》（朱文叔《初中国文读本》第5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想飞》（宋文翰《新编初中国文》第3册，中华书局1938年版）、《西湖日记一则》（谭正璧《国文进修》，世界书局1944年版）、《饿老鹰》（《想飞》片段，余再新《国语新选》第1册，儿童书局1946年版）、《康桥的早晨》（选自《我所知道的康桥》，夏D尊、叶圣陶《开明国文讲义》第1册，开明书店1947年版）、《济慈的夜莺歌》（《开明活页文选丙种第二》，开明书店，出版年不详）。
译作选3篇。英国赫孙《鹞鹰与芙蓉雀》（朱文叔《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4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版）、英国洛塞蒂《图下的老江》（刘大白《世界初中活页文选叙事诗》，世界书局1933年版）、俄国契诃夫《给高尔基的信》（孙怒潮《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第5册，中华书局1934年版）。
徐志摩作品首次入选国文课本是在1924年，鲁迅作品首次入选国文课本是在1922年，冰心作品首次入选国文课本是在1923年。由此可见，徐志摩是较早进入民国白话国文课本的作家之一，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对推动白话文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新国民图书社、文化供应社、青光书局、儿童书局、上海文艺书局等多家有影响的出版社都出版过编入徐志摩作品的国文教科书，可见其受关注之广，亦可看出其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从所选作品体裁看，散文与诗歌大致各半。内容上，散文主要选其写景之作，另有表现民主倾向的《政治与民众》，表达人生理想的《想飞》《海滩上种花》和译作《鹞鹰与芙蓉雀》，礼赞生命的《婴儿的出世》；《曼殊斐儿》是写人的散文，《济慈的夜莺歌》属于诗歌随笔，抒发了诗人的情怀。所选诗歌涉及题材很广，有表现个人情感历程的《再别康桥》，有单纯描写景物的《沪杭车中》《五老峰》《车眺》《西伯利亚》等，有反映底层穷人生活的《一小幅的穷乐图》，甚至还有悼亡诗如《苏苏》，励志诗如《无题》。可见，民国中学国文课本选入徐志摩的作品题材宽广，风格多样，能全面反映徐志摩的思想与才华。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入选教材的徐志摩作品题材（情感）单一形成鲜明对比。
二
徐志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收获。其诗作描摹细腻，想象奇特，辞藻华美，韵律和谐，抒情性强，富有音乐美和色彩美。写景散文开阖自如，虚实结合，意象新奇，景随情迁。梁实秋说徐志摩的散文比诗写得好，评论他写文章“任性”，跑野马，却“跑得好”。这一评论，让人想起后来长期统治中学语文界的“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理论。沈从文的评价是，徐志摩的散文写得“华丽与奢侈的眩目”，诗歌则加上“韵的和谐与完整”。这两点，正投初学读写的青少年所好。思想上，徐志摩的作品贯穿对自由的向往，具有启蒙意义。以上成为徐志摩作品大量入选民国课本并受到师生普遍喜欢的主要原因。下面两段话出自《想飞》，集中代表了徐志摩的思想气质和理想追求：
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堂匾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大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
这两段话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一直“想飞”的诗人徐志摩与这位童话作家王子却不幸遭遇同样的宿命，魂魄永远在蔚蓝的天空中遨游。这样的文字，就是今天的青少年也一定会喜欢。可惜的是，这篇作品不为现在的教材编者所关注。
徐志摩散文 篇七
关键词：徐志摩 书评 新月派
作为新月派最著名的诗人，徐志摩的诗作脍炙人口。然而除却诗人的头衔外，他还有很多其它身份，如散文作家、戏剧作家、书评家、新月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新月》杂志的主编等。有关徐志摩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俯拾即是，但就其书评方面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原因主要在于：1.他的书评创作篇目本身不是很多；2.他所写的书评文章刊印四处，未能完整地收集；3.书评这种文体较为特别，通常收录在散文集中，不易于确认。然而作为其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徐志摩的书评体现了其鲜明的创作特点。本文通过对徐志摩书评的分析总结，概括徐志摩的书评创作内容和特点，客观评价其书评的价值与意义，从而较为深入全面地把握徐志摩的创作。
一、徐志摩书评的主要内容
徐志摩书评涵盖面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一）客观评价作家作品
在书评中，客观评价是最基本的内容，徐志摩首先会对作家的生平、品性、与之交往的经历，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其次点明作家在国际国内文学界所享有的声誉名望以及相关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最后再以简短的评价来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比如他赞许开痕司是“最有名的经济学者”[1]（P250）期盼他能来中国讲学；他宣称《玛丽玛丽》是斯蒂芬斯“有名的精品”[1]（P10）；他欣赏沈从文的才华，肯定他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是“极可珍贵的大制作”[2]（P292）。
（二）介绍作品成书过程
一方面介B作品的写作状态，如交作缘由、写作地点、与本作品相关的人员等。作为新月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新月》杂志的主编，徐志摩得负责推荐宣传，书店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便不好打广告，这才让他不得以写下这只言片语去期望读者“不能更多的责备”[2]（P395）。《巴黎的鳞爪》集子中收录的几篇短文皆是在陆小曼的书桌上写成的，他直言这集子是写得不容易，想必夫人一定是对他多有评判吧。而《玛丽玛丽》能在中国面世，徐志摩在后记及附注里专门感谢了沈性仁女士承接翻译这部书的任务。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懒惰，将《落叶》这一散文集的出版归于孙伏园和李小峰的催促之功。另一方面还交代了作品的刊登发表状态，何时、在何处、以何名称发表，体现了当时的作家难能可贵的出处意识。例如在《醒世姻缘》序、《卞昆冈》广告语、《落叶》序中就有所体现。这里单举一例，在《落叶》这部散文集的序里，徐志摩特意说明《论自杀》《守旧与“玩”旧》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的，某篇原稿丢失或是某篇被删减割去以至于未能收录在这集子里，各中事故介绍得甚是详细。此外就“落叶”这一名称的来源也还悉心地解释了一下，给读者展示了清晰的成书过程。
（三）内容简介加书目推荐
徐志摩的书评有时会对一部书的内容进行简短地概括，交代故事情节、主人公，还会点明本书中的附带内容像是其中有无“序”“跋”、此书敬献给何人这样的信息，帮助读者厘清本书的容量，便于今后的阅读查找工作。为了让读者更易于接受外国作家斯蒂芬斯的作品《玛丽玛丽》，他先讲了一个上海姑娘和红头阿三恋爱的假设，为阅读这部作品提供心理建设基础，并让读者在这样的期待视野中展开想象，接着徐志摩才引出本书是讲了“一个同样的小姑娘和一个同样的大汉子发生了恋爱。”这样一来，便更能引发读者共鸣。在对书籍进行内容简介的前后往往会穿插对具体某篇、某章节的推荐，提示读者哪些可以作为重点来进行阅读。在短篇小说成为一种新鲜文体流行起来的大背景下，他说这所谓“短篇小说”可不是我们以往主观认为的相较于“长篇小说”的“短的”小说，而这部《现代短篇小说选》之所以推荐给读者，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展示了编者“选择的标准”，而这标准正是能体现“短篇小说”特点的。他指出“远到契诃甫，近到Stefan Zweig 与Aldous Huxley，这集子几于篇篇都值得读”[2]（P300），可见他的欣赏与推荐之意。他直言自己的《自剖》是一部令读者不愉快的文集，是作者苦水的倾吐，但好在“至少末了有一篇标题叫《血》的似乎值得‘有心人’们的一瞥”[2]（P265），这“有心人”一词的使用是不是正好激起了读者的阅读热情？因为谁又愿意做个“无心人”呢？
二、徐志摩书评的特点
徐志摩先后留学美英，这段经历使得他的文学思想一直都带有西方色彩，在《徐志摩与志摩徐――浅析徐志摩融会中西文化的独特人生观》一文中，作者就指出从徐志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热烈西方欧美文学的碰撞交流”[3]。在这种碰撞之中呈现出一定的资产阶级倾向，正如钱杏在文章《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中所言，他的散文是一种取着资产阶级形式的作品，故意讲究“节奏震动，堆砌做作”。钱先生的评价似乎有些过激，但想必一定不无道理。在笔者看来，徐志摩是继承到了这资产阶级的形式，表现为他语言的华美诗意、意象的准确选取和结构的铺排设计，但更多的是他取得了资产阶级所推崇的人文主义的精髓，终其一生都在对“爱”“美”“自由”展开追求。好友胡适在《悼念志摩》一文中诉说徐志摩的一生便是奉着那一点“单纯信仰”过活，在这信仰里边有着“爱、美和自由。”这三点人文主义的精髓便是徐志摩思想中最闪光的地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在他的书评创作中也得以完美地体现这“赤子之心”的追求。
（一）情感之“爱”――热情、真诚
他的书评的表达和形式都很自由，带有其散文的特点，大多收录在他的“散文卷”中，但是书评是一种单独的文体，还是要区别于一般的散文。在笔者看来，这书评呈现出一种“浓的化不开”[4]的散文特点。这“化不开”的“爱”不是技法的纯熟运用，不是语言的刻意堆砌，而是一种热情、真诚的情感。
徐志摩对待书评事业的热情在他面对外国作品时表现得极为强烈。总体来看，徐志摩的书评中提及国外作家作品的文章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他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对于“英雄崇拜”的势利，赞美卢梭、丹德、波特莱是伟大的“灵魂探险者”[2]（P298），这每一位大师都是他在“有力量能爬的时候”立志要攀登的一座座“高峰”。1928年徐志摩出任《新月》主编一职，他在《新月》月刊每一期都留有用于译介西方作品的版面起名为“海外出版界”，还设立了“书报春秋”专门用来刊登作家们的评论文章，那时许多文章正是经由这些版面得以与读者见面。年轻气盛的徐志摩正是用这种方式铺展一条新的文学路，通过自己对西方文学的热情接受与推荐来传递西方文化。他是爱戏剧的，在新月社活动期间曾多次想要演出戏来看看，但出于多重原因也只为泰戈尔的访华导演了一出《齐德拉》。出于对戏剧文学的喜爱，他也曾多次点评戏剧作品，无论是剧本《得林克华德的？林肯？》，还是戏剧表演《看了“黑将军”以后》，他直言自己的感受，借助笔端用文字进行记录表达。在《卞昆冈》即将正式与读者观众见面的时候，他在广告语中强调这本子与“初出世时狠有不同”“能够看得到进步”[2]（P301），也展望这一部作品能给最近沉闷的戏剧界一点积极的影响，从中可见徐志摩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的热情！
对于真诚这一特点，笔者从徐志摩对外国作家作品，对国内作家作品和对其本人的作品这三个方向进行阐释。
徐志摩真诚地告白，他对于西方作家的崇拜就像“崇拜自然和爱一样”[5]（P545）。这种崇拜之情在徐志摩笔下落为怀着“赤子之心”地书写，即真诚地表达，说真话，做真人。徐志摩之所以放弃唾手可得的美国博士学位赶赴英国剑桥大学，正是源于他对罗素的无限崇拜，但“天公不作美”，徐志摩来时正巧赶上罗素到中国讲学，后经多次周转他们终于有缘得见。徐志摩回国后的几年间，罗素曾将自己所著《中国问题》一书交给徐志摩，拜托他推荐给中国读者，徐志摩也写下了《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这篇书评，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位“真了解真爱惜中国文化”[6]的伟人的著作。
再来看看国内作家作品，主要是沈从文、凌叔华这几位关系较好的朋友常常让他作评。他真诚地夸赞好友的那份天资，相信看过沈先生作品《鸭子》的读者一定都能w会“先生的天才”[2]（P293）。只有三言两语，不加夸赞或是鲜明修辞，仍旧能感受的到诚挚热情的推荐之意，徐志摩让读者自己去明白《鸭子》的蜜处，引起兴趣再进一步欣赏这部“真能代表他的天才”[2]（P293）的《蜜柑》，也是充分体现徐志摩对沈从文作品的自信与尊重。为凌叔华作序时，他称赞“《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感情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2]（P294）希望人们不是拿来随意浏览，而是做一个真诚的读者，悉心体会。因为他相信这真诚的读者是“不愿意随便吞咽旁人嚼过的糟粕”[2]（P219）。徐志摩因为胡适的推荐在读《醒世姻缘》的时候，满眼都是喜爱，通宵地看书，甚至还推荐给夫人陆小曼看，真是“逢人便夸”。由于这部作品是以“‘怕老婆’为主干的大书”[2]（P389），他读来颇感有趣，落笔也大方许多，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还分板块来书写，如第三板块中他针对主人公素姐，从她的“姿态”“娇声”“谈吐”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真诚而不敷衍。在序的结尾偶感自己的笔又“跑野马”了，绕回正题又说了几句有用的话：全书结构很好，前二十二回说的是主人公的前世，倒像是“一个似乎过分长些的楔子”，但全书“没有一回不生动，没有一笔落‘乏’，是一幅大气磅礴一气到底的长江万里图，我们如何能不在欣赏中拜倒！”[2]（P390）读者在看完徐志摩的评介之后，能够对《醒世姻缘》抱有一个主观认识，之后与文本对话、交流与兴味获得真诚的感悟。
他的书评更多地是为自己作评，虽然他也曾说在自己的集子面前应该一言不发，交给读者去评判为最好，囿于种种原因他还是写了多篇自己作品的广告语、序文。对比顾颉刚的严谨认真治学为文，徐志摩自认“是个为学一无所成的人”，还不停地著书写作，尽是让别人替他“捏一大把冷汗！”[2]（P93）他谈《自剖》这个文集是“一只拉长的脸子”是“作者的一腔苦水”[2]（P265），倒像与读者真诚地聊天：“我的作品你看也可以、不看也无妨，你看了不愉快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书评要架构起一座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对评介的事业要有充分地热情，客观是书评者应该恪守的首要标准，那就要做到“真诚”。好就是好，绝不故作深沉而一言不发；坏就是坏，绝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在这一点上，徐志摩笔下留情，体现出包容之心。毕竟书评也是奔着活跃文学这一目标而来，不必做到对他人作品从头到脚评得一无是处，拆原作者的台。哪怕是稍欠妥帖的书评创作，徐志摩也先充分肯定对方的劳动成果，正如他赞许姚华的诗与画都有其“独辟的意境”，在之后才指出其诗作翻译中“当然也不免有拙与晦的时候，尤其是晦”[2]（P364），进而对其“晦”之处进行具体说明。
（二）“美”之语言――温和、诗意
徐志摩的“单纯信仰”中人们往往以为他对“美”的追求就是对于“美人”“爱情”的追求，其实不全然。撇开他在诗歌上对意象秀美、形式优美、内涵纯美的追求不谈，在书评中也能够展露他在语言上对“美”的追求，表现为语言的温和妥帖、充满诗情画意。
徐志摩身在富庶之家，“总颇有一点任性”[5]（P484）。但在这任性之外，他又是“对任何人从无疾言厉色”[5]（P484）。可能也是这一点温和的性情，使他成为新月社里的“粘合剂”，常常充当和事佬的角色，故而在张奚若的印象中徐志摩可谓是一生没有仇人。徐志摩在散文《自剖》里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6]（P409），在他看来书评家除了忠于文本事实的客观陈述评价外，还应该不刻意拆台、恶语相加，不要伤了真正的和气。俗语有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同为新月派的有些书评作家在作评时语言稍显刻薄，而他则持有语言的温和妥帖之美。即便恰逢与其观点不一致的作家作品或是译者时，一般也都先真诚地肯定其有益之处，然后温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意见，引用他人之言来印证自己的说法，在委婉中抒发、在情理中解释，在娓娓道来中让读者更欣然接受，也尽可能使原作者能够稍加理解。姚华作为美术大师对郑振铎先生的译作《飞鸟集》进行再译，名为《五言飞鸟集》，徐志摩为其写序，在序中他认可姚华的天资，对这部文言古体译国外诗充满了好奇，期待它的出版面世。还专门将姚华清新脱俗的句子在序文里做了明确表扬，如有这几句“曜时天上星，缀时花头露，星辰露亦稀，向晓花如诉。”[2]（P363），而后笔锋才转入温和地提建议之中，指出这种奇妙的文学因缘不免多少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表示“茫父先生的心是玲珑的。至于他的译诗，我们当然不能责望他对于原作的正确”[2]（P363）。倒也算得上是勉强鼓励，尽显他的温和的语言风格。只可惜这集子的出版未能让“茫父”亲眼见到，所以也就不晓得他是否能理解接纳徐志摩的一点意见了。
他诗意的语言是随处可见的，为读者铺展开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画卷。善用修辞手法，比喻、排比、夸张；巧用表达方式，在散文化的书评写作中常常能看到他于无声处的抒情、记叙、议论、描写，读来能够感受到徐志摩的文采斐然。因为胡适的推荐他得了一本木版《醒世姻缘》，调侃那黄的发黑的纸片好似“蝴蝶粉翅”，有“挂宕的”“翕张的”“飞扬的”，还笑言自己手中的本子怕是要“变蝴蝶”飞走了[2]（P377）。这珍贵的本子是蒲松龄先生的大作，徐志摩称赞作者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时代，文字中一点不见他的“枯涸或竭蹶”的神情，满眼皆是他“那从容，他那闲暇”，想必蒲松龄才华横溢，绝无“江郎才尽”之忧，甚至可以想见“他口边常挂着一痕‘铁性’的笑”[2]（P388），这“铁性”的“笑”，想必是作者铁骨铮铮的气概和不畏权贵直面黑暗的冷峻，让徐志摩眼前有这么一抹“笑”抽象。在为小说集《》写序时说“我实在不会写小说”[2]（P355），因为在他眼中“一篇完全的小说”应该“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诗”，既然是抒情诗便会，“有他特具的生动的气韵，精密的结构，灵异的闪光”[2]（P355）。正如佛洛贝尔的作品让徐志摩佩服不已。而小说更应该展现作者的一种人生态度，这态度“许是嘲讽，许是悲闵，许是苦涩，许是柔和”[2]（P294），只要它能给我们留下正确的印象，它就是成品的有格的。提及诗作，“我不是诗人”的这个论断在徐志摩脑海中“一天明白似一天”。面对这局面，他深感忧虑，以至于在为《猛虎集》这部诗集做序时，他先说自己前两部诗集从《志摩的诗》到《翡冷翠的一夜》的进步，但接着念叨自己近来的人生只有困境，“心头有什么郁积”也只好“依附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2]（P393）。看来著名诗人徐志摩也有着“当局者迷”的怅然若失。诗意的语言在《五言飞鸟集》的序中还更为多见，“有心人”可去一探究竟。此处列举一二，他形容美术大师居住在“山抱着山”“水绕着水”的地方，过着“到山外插山”“到水外去写水”[2]（P363）的生活，读来一幅诗情画意的画卷正悄然展开，眼前只一位老翁，手持画笔、肩背画纸，在那山水之间正行进着。
（三）“自由”之形式――随意、广泛、多样
前面也提到了徐志摩的书评在表达和形式上较为自由，在这一部分就具体来介绍一下这种形式的自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书评写作形式的随意
徐志摩书评中常见的写作形式有广告语、按语、序、评介等多种。他善于采用多样的写作形式，在各种形式的处理上游刃有余，比如《自剖》采用的是广告语的方式、《论苏俄》是一篇按语、为外国作品《玛丽玛丽》不仅写了广告语，还写了序，还有以评介的形式为《现代短篇小说选》做了相关介绍。写作形式的随意源于他性格的随性，读他的书评总能感受到的作者的个人气质，这也使得他的书评读来更加轻松、更加活泼有趣，更能够发挥“书评”给读者推荐书籍的功能。
2.书评对象体裁的广泛
体裁的广泛说明徐志摩涉猎文学作品范围之自由开阔，凡是遇着了“得心”“应手”的作品便发表几点意见，推荐几篇佳作。如有姚华诗集《五言飞鸟集》、徐志摩散文集《》、沈从文小说集《蜜柑》、徐志摩陆小曼合著的戏剧《卞昆冈》等。需要注意一点，就不同的文学体裁，徐志摩并没有区别对待，每一篇评论无论字数多少，内容冗长或简练，皆是有感而发，随性而为。
3.书评模式的多样
书评模式中有一种叫做介绍性书评，表现为篇幅短小，带有广告的色彩。在新月派作家中以梁遇春为代表，他的书评创作将这一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丰富了现代介绍性书评的写作实践。还有一种叫做书话，是带有散文化特征的书评，评书的内容一般包括编辑、作者的掌故等方面，篇幅不长，但要求表述言之有物，语言生动活泼。而徐志摩的书评就兼具这两者的特色，带有浓厚广告色彩的创作，如《玛丽玛丽》广告语中试问读者“短篇小说我们应该读腻了”不妨“现在换一本长的读读罢！”[2]（P267）。有时囿于广告篇幅，推介时只简短表述三四百字，《卞昆冈》的广告语，除却标点也只有210字，短小精悍。或是《落叶》序、《猛虎集》序文之类的散文式文章均有书话特点，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因此，笔者将徐志摩的书评归为介绍性书评与书话这两种多样模式。
三、徐志摩书评的意义
虽然从创作整体上看，书评只是徐志摩创作中不太起眼的一部分，不仅篇目为数不多，表述和论证缺乏较强的理据，生动反映了一个诗人表达的随意。而且对于东西方、国内外的作品选择上显得眼界有些狭窄，根本不考虑“怎么样写才能合时宜，才能博得读者的欢心的一类念头”[2]（P356），表现出一贯“永远倔强”的个性。但他的书评仍然体现出鲜明的特点，这些创作一方面客观传达了徐志摩的文学创作思想观念，呈现了其丰富的精神世界，有助于拓展深化徐志摩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徐志摩书评研究，有利于掘进书评这一边缘性文体的研究深度，更深刻地揭示作家书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文系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世纪30年代新月派书评创作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610304041Z。）
注释：
[1]韩石山：《徐志摩全集散文（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2]韩石山：《徐志摩全集散文（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3]方亦圆：《徐志摩与志摩徐――浅析徐志摩融会中西文化的独特人生观》，黑河学刊，2014年，第2期，第34-36页。
[4]熊芊：《试论徐志摩散文特色》，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62-64页。
[5]邵华强：《徐志摩研究资料》，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韩石山：《徐志摩全集散文（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75。
